暮色沉沉，压在了首都鳞次栉比的高楼轮廓线上，也沉沉地压进了国安部大楼那间灯火通明的常务副部长办公室。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车流织成一条条缓慢流动的光河，喧嚣被厚重的玻璃过滤得只剩下模糊的嗡鸣。办公室里，只有中央空调低沉的送风声，以及李玄策翻阅文件时纸张发出的轻微“沙沙”声。
桌角，那只用了多年、釉色温润的青瓷茶杯里，凉掉的龙井茶汤只剩下小半，几片茶叶沉在杯底，颜色暗沉。旁边，撕开的方便面调料包袋子和空桶还没来得及收拾，空气里残留着一点辛辣的余味。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早已成了常态，从年初金融海啸的滔天巨浪，到甲型H1N1病毒无声的蔓延，再到“天枢”阴影下步步惊心的暗战，一桩桩、一件件关乎国本的重担压在他肩上，像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呼吸的间隙。
他刚在电话里安抚过女儿念墨。小姑娘的声音隔着电波传来，带着点被隔离的委屈和对他归家的期盼，最后却懂事地叮嘱他按时吃饭。放下话筒，李玄策才觉出胃里隐隐的不适，伸手按了按，目光扫过那桶泡面，嘴角扯出一丝无奈又疲惫的弧度。他端起凉茶喝了一大口，苦涩的茶味在舌尖蔓延开，试图压下去那点不适和更深沉的倦意。
就在他放下茶杯，准备再次埋首于那份关于近期金融安全异常资金流动的加密分析报告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叩响。
“进。”李玄策的声音带着工作特有的干涩。
秘书小张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神色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困惑：“李部，收发室刚送来的，没署名，也没邮戳，就写了您的名字和职务。”他小心地将信封放在宽大办公桌的空处，“看起来……很旧。”
“旧？”李玄策抬起眼，目光落在那个信封上。
确实旧。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边，颜色是那种被时光浸染过的、沉静的浅黄。纸质厚实粗糙，带着一种久违的、属于过去年代的质感。没有打印的标签，收信人“李玄策同志”几个字是用钢笔写的，墨色早已沉淀，不是如今常见的碳素墨水的漆黑，而是一种含蓄的蓝黑，笔迹清峻而熟悉，像一根柔软的羽毛，猝不及防地拨动了他心底最深处一根久未触碰的弦。
一股极其淡雅、清冷的墨香，若有若无地从信封口飘散出来，混杂着旧纸张特有的干燥气息，瞬间将办公室里的泡面味和文件油墨味隔绝开来。这味道太独特，也太遥远，遥远到几乎只存在于二十多年前，长江边那个小小的防汛站里，存在于那个被暴雨和烈日反复冲刷的青春片段里。
李玄策的心，毫无预兆地漏跳了一拍。他挥了挥手，小张会意地悄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办公室里重归寂静，只有他一个人的呼吸声清晰可闻。他拿起信封，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纸张的纹理和岁月的分量。拆开，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同样泛黄的、边缘裁得并不十分齐整的宣纸笺。上面，依旧是那清峻的蓝黑钢笔字，誊抄着一首小诗：
＞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王维的《相思》。
没有称谓，没有落款，只有这短短二十个字，静静地躺在纸笺中央。墨迹深深沁入纸纤维，仿佛书写者也曾犹豫，也曾停驻，最终只留下这欲言又止的含蓄。
时光的闸门轰然洞开。
李玄策的眼前，不再是堆积如山的文件和闪烁的保密电脑屏幕。他仿佛瞬间被拉回了九十年代初，长江边那座简陋却充满生机的防汛站。空气里弥漫着江水特有的潮湿腥气和泥土的芬芳。暴雨初歇的午后，阳光穿过简陋窗棂，在斑驳的砖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那个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扎着两条乌黑辫子的姑娘，就坐在他对面的小木桌前，一笔一划，认真地誊抄着诗集。阳光跳跃在她低垂的眼睫上，也跳跃在她微抿的嘴角。她偶尔抬头，撞上他凝视的目光，脸颊便会飞起淡淡的红霞，像天边初绽的朝霞，迅速低下头去，笔下的字迹却乱了方寸……
“玄策，你看这句，‘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多好。红豆是南国的，可这相思啊，不分南北。”她的声音清脆，带着江南方言的柔软尾音，在简陋的值班室里回荡。
他当时说了什么？好像只是憨厚地笑了笑，挠了挠头，目光却舍不得从她身上移开。防汛站的日子艰苦，洪水的阴影时刻笼罩，但那些并肩值守、彻夜巡堤的日夜，那些在简陋炉灶边分享一碗热汤面的时刻，那些关于诗句、关于未来的低声交谈，却像江底最温润的卵石，沉淀在记忆深处，带着永不褪色的暖意。
后来呢？
后来，命运的潮水将他们冲散。他投身于更广阔也更凶险的天地，肩负起更沉重的使命。防汛站成了地图上一个模糊的点，那个有着清澈眼眸、会因一首诗而脸红的姑娘，也成了心底一幅蒙尘的旧画，只在极偶尔的夜深人静时，才会被记忆的微风轻轻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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