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麦穗走在村口的土路上，脚底踩着春分的晨露。她没回头，身后赵石柱的脚步声在三步外停住了，像被什么钉在原地。她只管往前走，鹿皮囊在腰间轻轻晃，里面那块青铜残片贴着旧井绳，硌得她胯骨发酸。
她径直走向废弃盐田。地还是白的，风一刮，浮灰扑在脸上，舔一口，舌根发苦。她蹲下，从囊里掏出残片，指尖蹭了蹭“民以食为天”那四个字，然后轻轻埋进田心，压上一块扁石。土盖上去时，她听见自己说：“你指过水，我来种粮，谁活到最后，还不一定。”
她站起身，拍了拍手，从囊底翻出一筐红薯种。块头不大，表皮皱巴巴，像老妇人的手。她拎起一株，举给围上来的妇人们看：“这叫红薯，饿极了能当饭吃，藤也能煮着吃。盐碱地不养粟，但能养它。”
有人嘀咕：“这玩意儿能活？”
“活不了我吃它。”陈麦穗把薯种分下去，每人三株，又从囊里抽出几根竹签，“按我说的插，行距三尺，株距一尺五，别偷懒。谁家地里歪了，秋后我刨出来当众啃。”
妇人们哄笑一声，总算动起手来。阿禾带着几个半大丫头在边上量尺寸，拿炭笔在竹片上记数。陈麦穗蹲在田头，自己插了一株，又拔出来看根须朝向，重新埋好。她抬头看了看天，日头刚过山脊，风里带着一股干土味，不像要下雨。
她正要说话，远处尘土扬起，里正赵德拄着铜杖走来，袍角沾着红泥，一看就是刚从郡城回来。他走到田边，喘着气，声音压得低：“北边三郡大旱，粟米一石涨到三百钱，流民围了临洮城门，砸了粮铺。”
没人吭声。陈麦穗低头从囊里摸出炭笔和竹简，摊在膝上：“哪三郡？流民从哪条道来的？粮铺是哪家？”
赵德愣了愣，报了地名、路线、铺号。她一笔一笔记下，笔尖划过竹片，发出沙沙声。记到“流民自北来”时，笔锋一偏，划破拇指，血珠滴在字上，晕开一小团红。
她没擦，继续问：“咱们村存粮多少？账在谁手里？”
“赵王氏管着。”赵德顿了顿，“她说够吃三个月。”
陈麦穗抬眼：“她说的，你就信？”
赵德不说话了，铜杖轻轻敲了两下地。
她收起竹简，往回走。赵王氏家的灶屋还在冒烟，她推门进去时，那妇人正搅着一锅糊，见她来，手抖了一下。
“账本呢？”陈麦穗开门见山。
赵王氏从灶台底下抽出一卷竹册，递过来时手指发颤。陈麦穗翻开，一页页看下去，粟、麦、豆、薯，数字整齐，但新墨痕迹太亮，像是昨夜刚誊过。她翻到最后一页，突然停住——红薯存量写着“无”，可她分明记得上月收了半窖。
她没说话，把账本卷好，塞回赵王氏怀里：“明早我带人盘库。”
走出门，天已近午。她回屋，关上门，铺开一张羊皮，开始画图。这是她盘算已久的《拓荒图》，要把村外能开的荒地全标出来，分等分级，能种粟的种粟，能试薯的试薯，连沟渠走向都得画清。炭笔在皮上滑动，她一条条画着，手指发烫。
画到西南角一片洼地时，她停了笔。
那地方她没去过，本不该有标记。可皮上却刻着三道短线，交叉成叉，像箭头，又像某种记号。她盯着那符号，忽然想起什么——上个月那个死在村口的匈奴战俘，箭杆尾羽上，就有这纹。
她吹灭油灯，闭眼。那战俘临死前死死抓着她的手腕，嘴里吐着血沫，说了句听不懂的话。她当时没在意，现在却觉得那声音沉在耳朵里，甩不掉。
第二天一早，她刚出门，赵王氏的女儿就溜到她跟前，低着头，袖子遮着手：“麦穗姐……我在盐商家马车底下，见过这个。”
她摊开手，掌心躺着半片烧焦的麻布，边缘参差，像是从大火里抢出来的。布上用黑灰画着同样的三道叉。
“他们用这个记粮车。”少女声音发抖，“一车一道，三道就是三车粟米。我娘……她看见了，不敢说。”
陈麦穗接过布片，翻来覆去地看。麻布质地粗糙，和她曾在战俘包袱里见过的一样。她忽然问：“你娘知道这事？”
少女点头：“她说，盐商和北边的人有勾结，运的不是盐，是粮。可她不敢拦，怕被灭口。”
陈麦穗把布片收进鹿皮囊，和残片、竹简放在一起。她转身往村外走，阿禾迎上来：“东沟渠口挖好了，水下来了三寸。”
“不够。”她说，“再挖深两尺。”
阿禾皱眉：“人手不够，堤上还要抽丁。”
“那就把堤上的女人调回来。”她声音不高，“男人能挖渠，女人就能扛土。你去传话，谁不去，家里分粮减半。”
阿禾愣了愣，转身就走。
陈麦穗站在田头，望着那片刚插下薯种的盐田。风刮过，浮土打着旋，竹签东倒西歪。她从囊中抽出炭笔，在田边那块早已被她用作标记的石头上，快速画下一个圈，圈中郑重地写了个‘五’。然后她蹲下，用手扒开一撮土，看了看薯种埋的深度，又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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