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台出来往村头走时，月光已经升得很高，把路面照得发白。王奶奶走在最前面，手里的布包晃悠着，里面剩下的红薯还冒着微弱的热气。她忽然停住脚，回头看了眼戏台的方向，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落在路边的野草上。
“老支书不是铁石心肠。”她声音压得低，像是怕被路过的人听见，“去年冬天，他还在戏台门口给流浪猫搭了个窝，说那是村里唯一有点人气的地方。这次要拆，估计是被镇上的干部催得紧，又怕村里年轻人回来没活干，急的。”
安诺攥着帆布包的带子，铁皮盒在包里轻轻撞着木盒，发出细碎的声响。她想起老支书的样子——头发花白，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每次路过戏台，都会停下来看两眼，只是从不说话。“他担心年轻人不回来？”
“可不是嘛。”王奶奶叹了口气，继续往前走，“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去城里打工了，去年过年回来的才三个，老支书天天在村口盼着，说再这样下去，村子就空了。他觉得戏台不能当饭吃，盖仓库能存粮食，至少饿不着，可他没想着，要是连戏台都没了，年轻人回来连个念想都没有。”
江树走在安诺旁边，脚步放慢了些：“要是能找到戏班当年带动村里的证据，比如帮村里赚过钱、修过东西，说不定能让老支书改变主意。光说旅游，他可能觉得不实在。”
林晓点头，手里还攥着那截没绣完的幔帐丝线：“我爷爷当年是望溪戏班的账房，家里应该有他留下的旧账本或日记，说不定里面记着这些事。我现在就回去找，你们呢？”
“我跟安诺再回戏台一趟。”江树指了指戏台的方向，“笔记里说‘横梁东三格’，现在月光亮，正好去确认暗格的位置，省得明天白天人多眼杂，老支书那边要是提前知道，说不定会拦着。”
李爷爷摸了摸口袋里的小刻刀，皱着眉：“夜里戏台黑，你们当心点。我去老支书家旁边的张婶家坐坐，张婶是老支书的远房表姐，说不定能打听出他明天的打算，也好有个准备。”
众人就这么分了工。王奶奶回了家，临走前把布包里的红薯都塞给安诺：“夜里冷，饿了就吃，别冻着。”林晓往村西头的家走，脚步匆匆，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李爷爷则拐向村东头，手里攥着个烟袋，说是要跟张婶“唠唠家常”。
安诺和江树往戏台走，路上没遇到其他人，只有几只夜鸟从头顶飞过，发出低低的叫声。戏台的旧门还锁着，是江树之前换的新锁，他从口袋里摸出钥匙，插进锁孔，“咔嗒”一声，锁开了。推开门时，一股混合着灰尘和木料香的气息涌出来，比白天更浓些。
“我去拿梯子。”江树走进戏台角落，那里放着之前修复戏台时用的旧木梯，梯脚缠着防滑的布条，是安诺之前缠的。他把梯子扛到横梁下，对着月光看了看横梁的位置——戏台的横梁是两根粗大的杉木，东头第三根横梁正好在戏台中央的旧木柱上方，和笔记里写的“横梁东三格”对上了。
安诺站在梯子旁边，帮江树扶着梯脚：“小心点，梯子有点晃。”
江树“嗯”了一声，踩着梯阶往上爬。梯子确实有点旧，每踩一步都发出“吱呀”的声响，在寂静的戏台上显得格外清晰。他爬到第三阶时，伸手够到横梁，指尖先摸了摸横梁的表面——积了厚厚的一层灰，手指一擦，就留下一道印子。
“横梁上有刻痕。”江树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东三格的位置，刻着个‘账’字，应该就是暗格的入口了。”
安诺仰着头，月光从破窗照进来，刚好落在江树的手上。她看见江树用指甲抠着刻痕周围的木料，灰尘簌簌往下掉，落在她的头发上。“要不要用刻刀？”她从帆布包里拿出李爷爷留下的小刻刀，递上去。
江树接过刻刀，沿着刻痕轻轻剔着。横梁的木质很老，已经有些朽了，刻刀一挑，就有一小块木屑掉下来。他剔了大概十分钟，终于露出一个巴掌大的方形缺口，里面黑漆漆的，像是藏着东西。
“有东西。”江树的声音里带着点兴奋，他从口袋里摸出手电筒，打开光柱照进去——里面放着一个布制的账本，用绳子捆着，旁边还有一叠折叠的纸。他小心翼翼地把账本和纸拿出来，递给下面的安诺，然后慢慢爬下梯子。
安诺接过账本，布面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用毛笔写着“望溪戏班收支账·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字迹是林晓爷爷的，之前在阿梅的信笺上见过，很工整。她把账本放在戏台的石板地上，江树蹲下来，和她一起解开绳子——绳子已经朽了，一拉就断。
账本的第一页，记着戏班第一次演出的收入：“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望溪村戏台首演，收入大洋二十三元，支出木料费五元，余十八元。”后面几页，记着每次演出的收入和支出，还有给戏班成员发的工钱。翻到民国三十六年的一页时，安诺停住了——上面写着“七月二日，捐大洋五十元，用于望溪村修水渠，收款人：老支书父亲周老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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