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邮电所，总是比别处多一份嘈杂和滞重。绿色的油漆斑驳脱落，水泥地面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如镜，却又沾着洗不净的泥污。空气中混合着劣质墨水、浆糊和汗液的味道。梅小艳站在狭窄的柜台前，心跳得有些快，手里紧紧捏着那封没有寄信人地址的信。
信封是那种最廉价的黄褐色牛皮纸，边角已经磨损，上面用歪歪扭扭的钢笔字写着母亲的名字和亲启，落款只有一个模糊的“周”字，像是仓促间写就，又像是刻意掩饰。这封信，是昨天下午邮递员塞进康复中心门缝里的，被做饭的阿姨捡到，交给了她。
母亲自从舅舅住院后，心力交瘁，小艳不敢立刻把这来历不明的信给她看，自己偷偷拆了。
信纸只有一页，是从某个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格子线粗糙，上面的字迹潦草、颤抖，仿佛写字的人正身处极大的恐惧或寒冷之中。
“妈：” 开头的称呼就让小艳鼻子一酸。周建国已经很久没这样叫过母亲了。 “我对不起您，更对不起小艳，对不起所有人。我不是人，我是个逃兵，是个罪人。棉纺厂的债，我还不上了，那些人的眼睛像刀子，天天追着我……我没路走了，只能跑。别问我去了哪儿，知道了对你们没好处。那镯子，我以后砸锅卖铁也一定赎回来……告诉她，忘了我这个没用的人，好好把康复中心办下去，那是积德的事……妈，保重身体，是我不孝……”
信很短，通篇是绝望的忏悔和含糊其辞的交代，没有透露任何具体位置。
但小艳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指尖在粗糙的纸面上摩挲，仿佛能触摸到写信人当时的惊惶和无助。信纸上，除了墨水味，还隐约残留着一丝极其微弱、却异常熟悉的气味——一种浓重、刺鼻的机油味，混杂着金属锈蚀和汗水的气息。
这气味，她太熟悉了。周建国在棉纺厂当技工，技术员、后来当厂长时，下班回家身上总是带着这股味道。她曾抱怨过，他却笑着说：“这是男人的味道，是干活的味道。”后来他下了海，折腾各种生意，这味道渐渐淡了，被酒气和应臭的烟味取代。可这封信上，那久违的、属于底层劳动和机械的浓烈机油味，却又清晰地附着在上面，像是从他工作的环境里直接渗透到了纸张纤维里。
他在一个充满机油味的地方。一个需要大量机器，或者他需要亲自接触机器的地方。不是在某个乡下躲债，不是在某个小旅馆藏身。他很可能就在某个工厂、某个作坊、甚至某个码头仓库里，干着体力活，隐匿在汗水和机油之中。
这个发现让小艳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手攥紧了，又酸又疼。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厂长，如今像只受伤的野兽，躲在肮脏的角落里舔舐伤口，还要冒着风险写信回来忏悔。恨吗？当然是恨的。他挪用了公款，丢下一堆烂摊子，甚至可能间接导致了她不得不当掉镯子。可这恨意里，又掺杂着无法割舍的担忧和一丝苦涩的理解。
他不是何启明那种纯粹的奸猾，也不是陈伟民那种自私，他是被时代的浪头打懵了，被自身的局限和贪婪拖垮了，本质上，或许还是个念着旧情、心存愧疚的可怜人。
她攥着信，走出邮电所。县城的阳光白晃晃的，照得人发晕。街上人来人往，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个体户的录音机大声放着流行歌曲，一切都充满了鲜活的、喧嚣的生活气息。而这封信，却像从另一个阴冷绝望的世界飘来的羽毛，沉重地压在她的手心。
她不能告诉母亲，母亲再也经不起任何刺激。她也不能完全指望大姐和小丽，她们各有各的战场，远水难救近火。这件事，必须她自己来。
接下来的两天，小艳一边照顾舅舅，打理康复中心越来越棘手的日常，一边不动声色地开始她的“侦查”。
她借口为康复中心联系便宜的辅具加工，跑遍了县城和周边几个镇子的机械厂、五金作坊、农机修理站。她跟老师傅们聊天，递烟，请教问题，目光却锐利地扫过每一个角落，鼻翼微动，仔细分辨着空气里机油的味道，试图找到与信纸上相似的那一种——那是一种特别陈腐、带着铁锈和沉重感的机油味，并非所有工厂都一样。
她甚至去了河边那个废弃的小码头，那里有几个堆放废钢材和旧机器的仓库。看守的老头狐疑地打量着她，她只好说是想找些废铁回去焊康复器材。仓库里阴暗潮湿，机油味混着霉味扑面而来，但没有人的气息。
一无所获。
疲惫和焦虑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她。晚上在康复中心值班，听着伤员们熟睡的呼吸声，她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心里一遍遍地问：周建国，你到底在哪儿？
转机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康复中心里一位伤员的老婆，在外头毛巾厂做临时工。
那天她来送饭，闲聊时说起厂里最近来了个奇怪的老师傅，技术很好，但沉默寡言，总是戴着帽子低着头，下班就消失，好像很怕见人，身上那股机油味重得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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