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得像一砚磨浓了的墨，只有零星几家窗户还透出昏黄的光晕，像倦怠的眼睛。“梅记百货超市”二楼那间狭小的办公室兼临时卧室里，灯光却还顽固地亮着。梅小红伏在冰冷的写字台上，台灯的光圈只照亮了一小片区域，上面摊开着账本、几张草稿纸和一把已经凉透了的白瓷茶缸。
数字像一团纠缠不清的乱麻，越算越令人心寒。白天勉强从省城一个小批发市场赊来的那点货，杯水车薪，价格还比正常渠道高了半成。孙局长那边的压力暂时被李国庆提供的“数据盾牌”顶了回去，但货架空悬的问题一天不解决，超市就一天是具空壳，迟早要垮。进货需要现款，大笔的现款。而账面上流动的资金，连支付下个月的房租都岌岌可危。
她烦躁地合上账本，发出“啪”的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缸冰凉的边缘，指尖感受到细密的裂纹。寒冷从四面八方侵袭而来，窗缝里钻入的夜风像小刀子，切割着她裸露的脚踝。一种深切的、几乎要将她压垮的孤独感，伴随着这寒意，无声地蔓延开来。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撩起旧窗帘一角向外望去。街道空旷，路灯昏暗，对面“利民杂货铺”的卷帘门紧闭着，像一头蛰伏的、不怀好意的兽。自己的坚持，到底有意义吗？为了一个所谓的“公平”，赌上全部身家，让母亲担忧，让姐妹牵挂，值得吗？
就在自我怀疑像藤蔓一样快要缠绕住她心脏的时候，楼下传来极其轻微的、窸窸窣窣的响动。
不是风声。更像是……钥匙插入锁孔，又极力控制着不发出声音的转动。
小红的心猛地一提。贼？还是……那些人的恐吓变成了实际行动？她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屏住呼吸，悄无声息地抓起桌边那根用来顶门的木棍，赤着脚，一步步挪向楼梯口。
楼下超市里没有开灯，只有街道上路灯透过玻璃门映进来的微弱光线，勾勒出货架模糊的轮廓。一个佝偻的、熟悉的身影正背对着她，蹲在门口，似乎在吃力地拖拽着什么沉重的东西。
是母亲。
小红愣在原地，手里的木棍缓缓垂下。
梅母显然没发现楼上的女儿已经醒来。她费劲地把一个沉甸甸的麻袋拖进店里，解开扎口的绳子，里面露出的不是她想象中金银细软，而是一摞摞捆扎得整整齐齐的、泛黄的旧书本，几件叠得方正的呢子料旧衣服，最下面，还有一个用红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条状硬物。
母亲小心地拿起那个红布包，抱在怀里，蹒跚着走到收银台前，就着那点微光，颤抖着手一层层打开红布。里面露出的，是一把算盘。老式的、木框被磨得温润光滑、算珠油亮泛红的算盘。那是父亲生前用了大半辈子的东西。
母亲枯瘦的手指，一遍遍抚摸着那光滑的算盘框架，像是抚摸一段尘封的岁月。她低下头，花白的头发从耳后滑落，遮住了她的表情。只有极其压抑的、几乎听不见的吸鼻子的声音，在寂静的空气里微微震颤。
小红站在楼梯阴影里，心脏像是被那只熟悉的手紧紧攥住，酸涩得发疼。她看着母亲珍重地重新包好算盘，又开始仔细地清点那些旧书和旧衣服，仿佛在评估它们最后的价值。她忽然明白了母亲深夜来此的目的——她是想偷偷把这些或许还能换点钱的老物件拿去典当，来贴补她这个不省心的女儿。
就在小红几乎要忍不住冲下去阻止母亲的时候，超市的投信口，突然“啪嗒”一声轻响，一个白色的信封掉了进来，落在母亲脚边。
母亲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警惕地望向门口，又疑惑地捡起那个信封。信封很薄，没有署名。她迟疑地撕开封口，从里面抽出的不是信纸，而是一张邮政汇款单。
汇款金额：伍仟元整。 汇款人地址栏是空的，汇款人姓名只有一个潦草的“丽”字。 附言栏里，用更粗的笔迹写着一行字：“赔了算我的。”
母亲拿着那张汇款单，对着光反复地看，手抖得厉害。她认得那字迹，是小丽的。五千块！这在当年是一笔巨款。小丽在深圳那个破厂房里，得咬碎多少牙才能挤出这笔钱？那句“赔了算我的”，背后又是多大的决心和担当？
母亲的眼泪终于大颗大颗地砸落在汇款单上，晕开了蓝色的墨迹。她慌忙用袖子去擦，生怕弄坏了这珍贵的凭证。
就在这时，又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停在门口。不是敲门，而是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放在了门边。透过玻璃门下半部分，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迅速离开。
母亲迟疑了一下，走过去，打开门。门口放着一个不大的纸板箱，箱子上放着一个小巧的、用麦秆编成的精巧的花篮，里面放着几枚红皮鸡蛋。
母亲捧起那个小花篮，发现花篮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小艳那清秀却略显无力的字迹：“姐，伤员家属们的一点心意。鸡蛋是王大姐家自己养的鸡下的。箱子里是大家最近做的一点手工，看能不能放店里代卖？卖多少算多少，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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