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阳的雨，总带着股潮湿的古意。
我拖着行李箱站在镇口那棵老榕树下时，正是梅雨季的尾声。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倒映着两侧骑楼的飞檐翘角，像一幅被打湿的水墨画。行李箱的滚轮碾过石板缝里的青苔，发出“咯吱”一声闷响，惊飞了檐角下躲雨的几只麻雀。
“大智？真是你啊！”卖甘草水果的阿婆探出头，竹篮里的油甘子泛着琥珀色的光，“毕业啦？深圳的工作找着了？”
我扯出个含糊的笑：“先回来歇阵子。”
阿婆摇摇头，用潮汕话念叨着“后生仔就是漂泊”，往我手里塞了两颗腌杨桃。酸涩的汁水在舌尖炸开时，我忽然想起十年前背着书包跑过这条街的样子——那时候镇口的杂货店还卖大大泡泡糖，电影院门口总贴着港片海报，而我总以为，长大就是要离开这片被老房子和祠堂圈住的天地。
可现在，我回来了。带着一张刚拆封的毕业证，和一脑子没处安放的茫然。
老家在镇中心的老巷深处，是座典型的潮汕“四点金”老屋。推开斑驳的朱漆大门，天井里的那棵米兰开得正盛，细碎的白花藏在浓绿的叶子里，空气里浮动着甜丝丝的香气。奶奶从里屋迎出来，蓝布衫上还沾着灶台的烟火气：“回来啦？灶上炖着你爱吃的苦瓜排骨汤。”
父亲的遗像摆在客厅正中的八仙桌上，相框擦得一尘不染。他走得早，我对他的记忆大多停留在童年——他总爱牵着我的手，穿过几条窄巷，去溪边看人家捕鱼。母亲在深圳打零工，电话里总说“不急，慢慢找工作”，可那语气里的小心翼翼，像根细针，轻轻扎在我心上。
接下来的日子，像被泡在温水里的茶叶，慢慢舒展开，却也透着股乏善可陈的淡。
每天清晨被巷子里收废品的铃铛声吵醒，中午搬张竹椅坐在天井里晒太阳，看阳光透过米兰的叶子在青砖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下午偶尔会跟着奶奶去祠堂前的市集，听她用潮汕话和卖菜阿伯讨价还价，看穿校服的少年骑着电动车掠过骑楼，车筐里的试卷被风吹得哗啦响。
傍晚是最难熬的。夕阳把老巷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总爱往后山走。绕过几座爬满爬山虎的老厝，就能看见那条穿镇而过的小溪。
溪水不宽，却很清澈，水底的鹅卵石能看得一清二楚。小时候父亲常带我来这儿，他会卷起裤脚站在水里，教我辨认哪种贝壳里藏着小螃蟹，哪种水草能编出好看的指环。后来我去省城读大学，这条溪就成了记忆里的背景板，只有在逢年过节回来时，才会远远望一眼。
如今站在溪边的石阶上，看着流水慢悠悠地淌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手机里躺着几家深圳公司的面试邀请，可点开对话框的手总有些犹豫。同学群里每天都在刷谁拿到了Offer，谁去了大厂，谁准备考研二战，只有我像艘抛了锚的船，困在这片熟悉的水域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大智，又来吹风啊？”
身后传来张伯的声音。他是镇上的老木匠，铺子就在溪边的老屋里，门上挂着块“精工细作”的木匾，已经褪成了浅褐色。张伯背着个竹篓，里面装着刚从溪里捞的河虾，虾须在篓里轻轻颤动。
“张伯，今晚加餐啊？”我笑着让开身子。
“给孙子捞的，这小子就爱吃炸河虾。”张伯蹲在石阶上，把竹篓放进水里荡了荡，“还在想工作的事？”
我点点头，没说话。
张伯叹了口气，用粗糙的手掌摸了摸我的头，像小时候那样：“洪阳这地方，看着小，可藏着老祖宗的道理呢。你看这溪，看着慢悠悠的，可千百年了，冲垮过堤岸，也养活过多少人。水要流动才活，人也一样。但流动之前，总得知道自己要往哪儿流，对吧？”
他的话像溪水里的鹅卵石，硌在心上，却也透着股实在。我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夕阳正一点点沉入远处的祠堂飞檐后，把天空染成一片橘红。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十来天。
我开始帮奶奶打扫老屋。二楼的阁楼积了厚厚的灰，角落里堆着父亲年轻时的书，封面已经泛黄发脆。有本《潮汕民俗志》里夹着张老照片，是父亲和几个年轻人在溪边的合影，照片里的溪水比现在宽些，岸边还没有后来修的护栏。
“你爸年轻时，总说要把这条溪的故事写下来。”奶奶抱着个旧陶罐进来，罐口用红布封着，“说这溪连着韩江，韩江连着大海，咱们洪阳人的根，就在这水里。”
我翻开那本民俗志，里面夹着几张父亲画的速写，都是溪边的景致：晨雾里的石拱桥，夕阳下的洗衣妇，还有暴雨后溪水涨起来的样子。画得不算专业，却透着股温柔的劲儿。
“这罐子里是啥？”我指着奶奶手里的陶罐。
“你爸当年从溪里捞上来的，说是挖沙的时候挖到的，看着像个老物件，就收起来了。”奶奶把陶罐放在桌上，“后来请人看过，说是明清时候的东西，不值钱，就一直搁在阁楼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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