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逸晨指尖的粉笔在白板上划过，留下一道利落的横线，将“11·3入室盗窃案”的时间线与物证链清晰分割。会议室里的空气还带着熬夜审讯后的疲惫，窗外的天刚蒙蒙亮，淡青色的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藏青色的警服上投下细碎的阴影。作为刚从部队转业一年的刑警队大队长，军旅生涯赋予他的严谨与果决，早已融入办案的每一个细节，语气不高，却带着让人心安的穿透力。
“江队，我带刑侦科一组去复核小区监控，重点排查案发前三天凌晨两点到四点的陌生人员出入，尤其是携带大号背包或行李箱的。”坐在前排的周航率先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江逸晨。他与江逸晨是部队里的老战友，一同转业来到刑警队，如今身为刑侦科科长，级别虽高于大队长，却始终与江逸晨保持着最默契的搭档关系——一个定方向、协资源，一个抓执行、破难点，短短一年便联手破获了十余起大案要案，成了局里公认的“黄金搭档”。
江逸晨抬眸，与周航对视一眼，多年军旅生涯沉淀的默契尽在不言中：“辛苦周科，注意排查监控死角，有任何发现随时同步。”他指尖轻点白板上的小区分布图，“另外，让技术组配合你们，重点比对嫌疑人可能留下的指纹和足迹，争取尽快锁定身份。部队里教的‘盯细节、不遗漏’，咱们办案也得守住这个原则。”
“收到。”周航点头应下，警服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手腕上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当年在部队执行任务时留下的印记，如今与勘察现场时蹭到的灰尘交织，让他沉稳威严的科长模样，多了几分烟火气。作为刑侦科的核心，他将部队里的侦查经验融入办案，最擅长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突破口，经他手的线索，很少会有遗漏。
散会时，同事们陆续起身离开，有人揉着太阳穴抱怨：“又要连轴转了，等这案子结了，我高低得睡上一整天。”周航收拾着桌上的文件，等众人走后，才走到江逸晨身边，压低声音问：“晚上工作室还去吗？昨天那批初中生的校服样衣，领口的走线还得再调整，不然学生穿久了容易磨脖子，早上实验小学的王老师还特意跟我提了一嘴。”
江逸晨抬手揉了揉眉心，指尖划过眉间的细纹——那是转业后，一边适应刑警工作、熬夜分析案情，一边伏案画设计图双重打磨的痕迹。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巧的速写本，翻开，里面没有密密麻麻的案件分析，而是几笔勾勒出的校服领口草图，线条流畅，标注着“领宽3.5cm，明线0.8cm，弧度优化至15°”的细节。谁也想不到，这位刚转业一年的刑警大队长，在部队时就偷偷攒了十几年的校服设计经验——当年在部队驻守偏远地区，看到当地孩子穿着不合身的校服上学，便开始利用休假时间学习设计，闲暇时还会帮孩子们修改衣服。
“去，”他合上速写本，小心翼翼地放进警服内袋，动作熟练得像是做了千百遍，“等我把手头的案卷汇总整理完，大概七点过去，你先去开门，把缝纫机和锁边机都预热一下，顺便把那批浅蓝色的面料拿出来晾晾，去除一下布料的异味。上次有家长反映，新衣服有点味道，咱们得注意，不能砸了‘晨航’的招牌。”
周航应了声“好”，目光落在江逸晨内袋露出的速写本边角上，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浅笑。整个刑警队里，除了他，没人知道这位心思缜密的江大队长，还有“资深校服设计师”的身份；更没人知道，他这个刑侦科科长，还和江逸晨在转业后合伙开了一家小小的校服工作室。在外人眼里，他们是上下级、是战友，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脱下警服后，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针脚守护孩子们的青春，就像当年在部队守护家国一样。
江逸晨与校服设计的缘分，要追溯到他刚入伍的那年。彼时他十八岁，怀揣着保家卫国的热血，被分配到偏远地区驻守。一次休假，他看到当地小学的孩子们穿着松垮的旧校服，有的裤脚短了一截，有的领口磨得发亮，跑跳时衣服还会往下掉，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小就喜欢动手的他，便从镇上买了布料和针线，利用休息时间帮孩子们修改校服。看着孩子们穿上合身的衣服后，脸上露出的灿烂笑容，江逸晨心里满是满足，也从此爱上了校服设计。
在部队的十几年里，无论训练多苦、任务多险，他都没有放弃这个爱好。休息时，别人在打牌聊天，他却在研究服装设计图纸；休假回家，别人忙着探亲访友，他却在学习裁剪和缝纫技术。渐渐地，他的设计越来越专业，不仅能修改衣服，还能独立设计款式。驻守地区的几所学校得知后，还主动找他定制校服，他设计的校服既合身又耐穿，还能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做改良，深受孩子们和家长的喜爱。
去年，江逸晨和周航一同转业，选择来到这座城市的刑警队。刚入职时，两人都在努力适应从军人到刑警的转变，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们压力很大。一次偶然的机会，江逸晨在整理行李时，翻出了自己多年来画的校服设计图，周航看到后，突然想起了转业前办理的一起涉校安保案件——当时，他看到孩子们因为校服不合身而自卑，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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