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的早春，寒意尚未褪尽，但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上的戈登堂，却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座由巨大花岗岩砌成的宏伟建筑，如同大英帝国在远东投射的一座权力堡垒，平日里森严、冷峻，令过往的华人百姓不敢直视。
然而今天，它那宽阔的门前广场上，却洋溢着一种与帝国威严格格不入的、属于东方的、泥土般的热烈与欢腾。
一支来自津郊杨柳青的高跷队，正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点儿，卖力地表演着。踩跷的汉子们扮成渔翁、樵夫、书生、媒婆，足蹬三四尺高的木跷，如履平地，时而穿插换位，时而做出金鸡独立、劈叉等高难度动作，引来阵阵喝彩。
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一条二十多人舞动的金色龙灯，龙身蜿蜒起伏，龙首昂扬，追逐着前方一位灵巧的舞珠人。那龙珠上下翻飞，引得长龙时而腾跃，时而盘旋，活灵活现。
两侧，还有两只色彩斑斓的北派舞狮，威武雄壮，踩着巨大的绣球，在广场上滚动作势，憨态可掬又气势十足。
这浓烈的中国年味儿，让围聚在广场四周的洋人们看得目不转睛，啧啧称奇。穿着笔挺燕尾服的绅士，撑着阳伞、戴着繁复帽饰的淑女，以及那些在大人腿边钻来钻去的洋娃娃，都对着这异域的狂欢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夹杂着英语的欢呼：“GOOD! VERY GOOD!”
这景象，仿佛是一幅奇异的画卷——东方的民俗活力，在西方的权力中心前尽情展演，既是一种取悦，也是一种无声的文化对峙。
在这片喧闹声中，赵金瀚紧了紧身上那套为了今天场合特意翻出来的的三件套西装，有些忐忑地踏上了戈登堂正门的石阶。
作为太古洋行的一名初级买办，在这个洋人至上的世界里，他这样的华人，地位尴尬。说高不高，不过是洋人与中国市场之间的传声筒和润滑剂；说低也不低，毕竟能接触到洋人，在普通华人眼里，也算是“吃得开”的人物。
但像今天这样，由新任英租界董事局主席体伯先生亲自主持的茶话会，本是他这个层级难以企及的场合。奈何洋行里那些比他资深的买办，不是趁着年节回乡省亲，就是被派往各地协调紧张的货源。矮子里面拔将军，这“美差”才意外地落在了他赵金瀚的头上。
昨晚接到洋行庶务处电话时，他正因王汉彰那小子登门提亲、女儿赵若媚竟随之离家的事憋了一肚子邪火。这通电话，如同一声赦令，瞬间将他从家庭的挫败与屈辱中拉了出来，投入到一个可能飞黄腾达的梦幻里。
他几乎一夜未眠，反复熨烫西装，练习着见到体伯先生时可能用上的几句恭谨的英语。他幻想着能被这位租界最高统治者青眼相加，从此在洋行内平步青云，将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和事，都踩在脚下。
他在入口处铺着雪白桌布的签到台前，郑重地签下自己的中文名和英文名“Hanson Zhao”，笔尖因紧张而微微颤抖。深吸一口气，他正准备走进那觥筹交错、衣香鬓影的会场，找个靠近前排，能看清主席台的座位坐下，一只手掌却重重地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老赵！我看这背影像你，哈哈，没想到真是你啊！这可真是稀奇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赵金瀚心头一紧，回过头，脸上已条件反射般地堆起了笑容。身后站着的是英租界航运科的科长张守本。此人四十上下年纪，面皮白净，一双眼睛总是滴溜溜转着，透着精明。
他不仅是租界工部局里有头有脸的华人官员，更重要的，他背后站着青帮，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场面人”，是个赵金瀚绝对不愿得罪的角色。
张守本的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揶揄，仿佛赵金瀚出现在这里是多么不合时宜。赵金瀚脸上发热，但笑容不减，解释道：“张科长您真会说笑。这次茶话会，是我们太古洋行的弗兰克总经理，亲自点名，让我这个‘资深’买办来参加的。”他特意加重了“资深”二字，试图挽回些颜面。
“张科长，咱们别在门口站着，进去找个地方坐下说话？”
“好说，好说……”张守本拖长了调子，似笑非笑地瞥了他一眼，率先踱步进了会场。
两人在靠近中间过道、不算太前排的位置坐下。赵金瀚立刻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盒精装的“三五牌”香烟，抽出一支恭敬地递给张守本，又“啪”一声掀开镀金的打火机替他点上。一股浓郁的烟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张科长过年挺好的？在哪发财呢？”赵金瀚用惯常的客套话打开话题。
“嗨！发嘛财啊！”张守本吐出一口烟圈，烦躁地摆了摆手，“我都快他妈成散财童子了！就过年这几天，在牌桌上，手气背到家了，输了整整五百块大洋！关键是，赢钱的还他妈都是帮里的自家弟兄，赢了你的，你还不能赖账，还得笑着给钱。你说这事儿弄得……窝火不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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