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瓦西里·别扬科夫斯基，和这个在乌萨斯冻原上苟延残喘的村子一个姓氏。
我曾以为，我的一生会像我的父亲、祖父一样，在这片永远被冰雪覆盖的土地上，在贵族老爷和纠察队的皮鞭下，麻木地耕种、缴税，直到某一天悄无声息地冻死、饿死，或者被拖进那个传闻中有去无回的源石矿场。
直到那天，阿丽娜小姐和她的“雪原宣传队”踏着齐膝的深雪，来到了别扬科夫斯基。
他们来的那天，村口的老松树都被北风吹得呜呜作响，像是预警。
我们躲在漏风的木屋里，透过结冰的窗户缝隙，紧张地窥视着这支奇怪的队伍。他们穿着统一的、看起来还算厚实的白色冬装，肩膀上落满了雪，但脊背挺得笔直。
没有纠察队那种凶神恶煞的气势，也没有商人那种精明的算计。他们看起来很……疲惫，但眼睛里有光。
领头的是那位阿丽娜小姐，一位埃拉菲亚，她的角在雪光中显得很温润。她没带武器，只是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行军包，上面还挂着一个磕碰掉漆的水壶。
她站在村口的空地上，呵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风中，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我们每个人藏身的屋子里：
“别扬科夫斯基村的乡亲们！我们是从霍比列夫村来的！我们不是土匪，也不是纠察队！我们是整合运动的雪原宣传队！我们带来了粮食、药品，还有……一个选择！”
粮食？药品？选择？
这些词语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我们习惯了被索取，习惯了被命令，习惯了在绝望中等待下一个更坏的明天。
没有人敢出去。我攥紧了父亲留下的那柄破旧草叉，手心全是冷汗。
但他们没有强行闯进来，也没有因为我们的冷漠而离开。阿丽娜小姐就让队员们原地休息，他们甚至没有去占村里那几个勉强能遮风挡雪的棚屋，而是自己动手，在雪地里清理出一片空地，支起了几顶看起来单薄却意外的能抵御风寒的小帐篷。
然后，他们开始做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
他们拿出自己带来的黑麦，就在村口架起锅，开始熬粥。那久违的、属于粮食的香气随着寒风飘进村子，像一只无形的手，挠着我们空瘪的胃袋和紧绷的神经。
几个实在饿得受不了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战战兢兢地推出来。宣传队里一个看起来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小伙子——后来我知道他叫伊万，也是霍比列夫村人——立刻盛了满满一碗热气腾腾的麦粥，小心翼翼地递过去，脸上带着有点紧张，却又无比真诚的笑容：
“小心烫。”
那孩子狼吞虎咽地吃完，甚至把碗底都舔得干干净净。伊万没有收回碗，只是又给他盛了半碗，轻声说：
“带回去给你妈妈。”
信任，就是从这一碗碗滚烫的麦粥开始，像冰雪下的春芽，艰难而又顽强地萌发。
阿丽娜小姐开始带着识字的队员，在村里唯一还算完整的谷仓墙上，用木炭写下大大的字，教我们认——“人”、“民”、“团结”、“解放”。
她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天生就该受苦的“贱民”，我们是创造一切的“人民”；告诉我们霍比列夫村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那些自称“人民战士”的年轻人，如何为了保护像我们一样的村子，和纠察队血战，甚至有人牺牲。
牺牲……为了我们？
我听到这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那个叫阿列克谢的战士，他引爆源石炸弹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根本不认识我们别扬科夫斯基村的任何人啊！
宣传队里还有一位手臂上带着源石结晶的感染者战士，他叫谢尔盖。起初我们很怕他，躲得远远的。但他只是默默地干活，帮老安娜奶奶修好了漏风的屋顶，帮我家把快要冻死的驮兽从雪坑里拉出来。
他干活时很专注，很少说话，只有在使用他那微弱的、带着点温热感的源石技艺帮我固定棚栏时，才会低声说一句：
“小心，这边冰薄。”
我看着他那双因为源石病而有些浑浊，却依旧努力想表达善意的眼睛，突然觉得，矿石病或许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心里的冷漠和偏见。
阿丽娜小姐找到我和村里几个还算有点力气的年轻人，她没有命令我们，而是用一种商量的语气问：
“瓦西里，能帮我们分发一下这些土豆种吗？云凌队长说，开春如果能用他教的方法育苗，收成可能会好一些。”
云凌队长……我听过这个名字，在宣传队员充满敬意的交谈里，在霍比列夫村传来的消息里。据说他是个能带来奇迹的炎国人。
我接过那袋沉甸甸的土豆种，感觉接过的不是土豆，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名为“希望”的东西。
我们别扬科夫斯基村，也能像霍比列夫那样，拥有一个能在冬天种出蔬菜的“大棚”吗？我们也能不再依靠贵族老爷“施舍”的那点霉变黑麦过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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