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七年的春天，似乎并未因人间疾苦而迟来。杨柳抽绿，杏花吐蕊，京城依旧在一种麻木的繁华与深藏的焦虑中运转。然而，一些细微的变化，如同冰封河面下悄然涌动春水，正开始显现沈惊鸿这只“蝴蝶”扇动翅膀带来的效应。
最直观的改变，发生在京营一支名为“神机新锐营”的部队中。这支由太子朱常洛亲自提议、兵部勉强核准建立的三千人之军，其骨干多为京营中受过基础文化教育、年轻机敏的低级军官和士兵，并由沈惊鸿通过“格物学堂”短期培训班进行了轮训。他们成建制地换装了由“精密制造局”生产的“惊鸿一式”标准型步枪，以及配套的刺刀和定量纸壳定装弹药。
这支军队的训练方式也与旧式军队迥异。沈惊鸿借鉴现代军训理念，强调队列纪律、火力层次、土木作业与火力配合。尤其是基于蒸汽动力拉床制造出的、拥有标准膛线的枪管，使得“神机新锐营”的火枪射程和精度远超同行。日常操演中，三百步（约450米）外精确射击标靶、以排枪齐射覆盖预设区域的场面，令观者无不悚然动容。
这支规模不大、却散发着迥异气息的部队，如同一块投入死水潭的石头，虽未激起滔天巨浪，但那扩散的涟漪，已开始悄然改变着某些固有的认知和格局。
首先感受到压力的是京营其他各部。同样是当兵吃粮，新锐营的饷银因“技能津贴”而高出普通营兵一截，装备更是天壤之别。羡慕、嫉妒乃至不满的情绪在暗流涌动。一些勋贵子弟和传统将门起初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太子和沈惊鸿搞出的“奇巧淫技”玩具兵，直到一次小规模的联合演练。
演练中，新锐营以一个千总的兵力，依托简易工事，以精准而密集的火力，成功“阻滞”了数倍于己的、由传统家丁精锐扮演的“进攻骑兵”。尽管这并非真实战场，但那种在有效射程外便被不断“点名”、冲锋路上伤亡惨重的憋屈感，给那些骄兵悍将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京营中私下议论“沈郎中弄出的那些铁管子”时，轻视之声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审视和悄然模仿——至少，队列走得比以前整齐了。
其次，是朝堂风向的微妙转变。此前，弹劾沈惊鸿“靡费国帑”、“操弄奇技”的奏章从未断绝。但随着“神机新锐营”的初步成型和演练结果的流传，一些务实派，尤其是深感边患压力的官员，开始转变态度。他们或许不懂什么蒸汽机、标准化，但他们能看懂战场上更强的杀伤力和更高的效率。户部尚书赵世卿在一次小范围廷议中，面对再次要求削减“动力研习所”经费的提议，罕见地没有立刻附和，而是沉吟道：“若此器等所费，真能铸就强军，节省日后巨额边饷，则眼前之投入，或可商榷。” 这话虽说得圆滑，却代表了一种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开始压过纯粹的道德批判。
甚至连深居宫中的万历皇帝，也似乎听到了一些风声。在一次例行召见太子询问政务时，竟破天荒地随口问了一句：“朕闻沈惟敬之子，于军械一道，颇有巧思？” 朱常洛心中一震，谨慎地回禀了“惊鸿一式”火铳射程精度远超旧铳等情况，万历听罢，未置可否，只是“嗯”了一声，便不再提起。但这寥寥一问，本身已是一种信号。
技术的扩散效应也开始显现。虽然蒸汽机的核心技术和精密机床被严格保密，但一些由此衍生出的“副产品”或“管理方法”，却不可避免地流了出去。例如，沈惊鸿在军工生产中推行的“物料编号管理法”和“工序流程卡”，因其显着提升了管理效率和减少了物料浪费，被一些与军工相关的匠作大监悄悄学去，应用于皇家作坊的管理中，虽然只是形似而神非，却也带来了一丝不同以往的气息。
而在更广阔的民间，改变则以另一种形式悄然发生。苏卿卿并未因外界的风雨而停下脚步。在沈惊鸿的支持下，她依托“格物学堂”的基础，联合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官宦女眷和通晓医理的嬷嬷，创办了一个小型的“慈幼医馆”。医馆不仅施诊救人，更重要的职能，是系统性地推广由沈惊鸿提出思路、苏卿卿结合中医理论完善的“牛痘接种法”。
起初，民间对这种“以毒攻毒”的法子充满恐惧，视之为妖术。苏卿卿便先从自家仆役、庄户的孩童开始，亲自示范接种，并详细记录反应和效果。沈惊鸿则利用自己在技术官僚圈子中的影响力，将成功案例和数据，通过徐光启等人，在太医院和部分开明士大夫中传播。
信任的建立是缓慢的，但生命存活的事实胜于一切雄辩。当京城周边几个悄然推行了牛痘接种的庄子，在次年天花小范围流行时，竟无一人因此夭亡，而相邻未接种的村庄则依旧死伤枕藉时，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冒着风险将孩子送到“慈幼医馆”或寻求接种之法。一种基于实证的、朴素的科学防疫观念，开始挑战延续千年的“天命”和“瘟神”之说。苏卿卿的名字，也第一次不再仅仅是“沈惊鸿之妻”或“才女”，而是与“活人无数”的善行和“神医”的雏形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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