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惊鸿那封以“吕宋旧闻”为引、直指宗藩与土地痼疾的密信，被快马加鞭送至紫禁城，经由绝对可靠的渠道，直接呈送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御案前。
彼时，朱由校刚在御用监亲自调试完一座利用水力驱动、可自动报时的精巧钟楼模型，心情颇为愉悦。然而，当他拆开沈惊鸿的信，起初以为又是老师分享些边关趣闻或格物心得，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拿着信纸的手指甚至微微收紧。
信中那个“海外古国”的故事，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末日图卷。宗室繁衍无度，禄米耗尽国库；特权兼并土地，民不聊生；末世之君内外交困，无力回天……这些描述，虽然冠以“异国”之名，但朱由校并非对本国现状一无所知。他只是以往未曾将这些分散的问题如此直观、系统地联系在一起，更未曾从“万世子孙基业”的角度去深思其后果。
尤其是沈惊鸿最后那几句诛心之问：“待到那时，陛下之子孙，尚能如今日之陛下，享有四海，安稳无忧否？ 国家之税赋，尚能如现今这般……否？” 以及“今日之藩王，耗的是国家之元气；而这元气，本应是留予陛下万世子孙之基业啊！” 这些话，如同重锤，狠狠敲击在朱由校的心上。
他不由自主地看向摇篮中熟睡的皇子朱慈炅，那张恬静的小脸是如此的无辜与脆弱。作为一个父亲，他渴望给予儿子最好的一切，一个安稳、富足的江山。然而，若真如老师故事中所预言，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孙可能因宗室拖累、财政枯竭而陷入窘迫，甚至……他不敢再想下去。
“魏伴伴。”朱由校的声音有些沙哑。
一直侍立在旁的魏忠贤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情绪的变化，连忙上前：“奴婢在。”
“你去……将各地藩王近年来请求加禄、赐田的奏疏，还有户部关于宗室禄米支出的汇总，给朕找来。”朱由校顿了顿，又补充道，“还有，近五年各地上报的垦田数额与税粮入库的对比，也一并拿来。”
魏忠贤心中一惊，皇帝突然查问这些，莫非与沈惊鸿那封密信有关？他不敢怠慢，连忙应声去办。
当那一摞摞卷宗摆在面前时，朱由校越看眉头皱得越紧。福王就藩河南，乞请赏田四万顷（虽未全数满足，但已占田极广）；各地宗室请求增加禄米的奏疏几乎从未间断；户部的报表更是清晰地显示，宗室禄米的支出，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逐年缓慢攀升，已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另一边，垦田数字增长缓慢，甚至在某些藩府众多的地区还有所减少，但税粮入库却未见相应增长，其中隐含的土地兼并和赋税流失，触目惊心。
沈惊鸿的故事，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海外奇谈”，而是有了冰冷数据的佐证。朱由校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他所继承的这个帝国，体内正潜伏着这样一个巨大的毒瘤，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国家的元气，威胁着他儿子未来的江山。
朝堂波澜：皇帝的倾向与各方的反应
皇帝连续数日查阅宗室与田赋档案的消息，以及其明显变得沉郁的态度，无法完全瞒过朝堂上的有心人。很快，各种猜测和暗流便开始涌动。
杨涟等要求抑制兼并的官员闻之，精神大振，认为皇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再次上疏，言辞更为激烈，不仅要求清丈田亩，更隐晦地提出应对宗室庄田和禄米制度进行“核查”与“整顿”。
而保守派和与宗室利益攸关的官员则感到了巨大的恐慌与愤怒。他们虽然不知道沈惊鸿密信的具体内容，但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态度的转变必然与远在山海关的那位“帝师”脱不了干系。他们纷纷上疏，或引经据典论证宗藩制度的合理性、祖宗成法的不可变更性；或攻击杨涟等人“离间天家”、“动摇国本”；甚至有人含沙射影，指斥边臣“妄议朝政，其心可诛”。
徐光启等稳健的实干派，则陷入了更深的思考。他们赞同需要解决土地和宗室问题，但也深知其牵涉之广、阻力之大。徐光启私下与同僚议论：“惊鸿此着，可谓石破天惊。若能借此促使陛下下决心整顿，自是好事。然……操之过急，恐生大变。需有万全之策，循序渐进。”
阉党集团内部，则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打击政敌（尤其是那些与各地藩王交往过密的官员）的好机会，可以借“核查”之名，行铲除异己之实。另一部分则担心，一旦开启对宗室和特权阶层的整顿，火可能会烧到自己身上，毕竟阉党及其亲属中，侵占田产、接受投献者亦不在少数。魏忠贤本人则持观望态度，他需要权衡利弊，看清皇帝最终的决心有多大，以及如何能在这场风波中攫取最大利益。
天启的抉择与沈惊鸿的后续
面对朝堂上愈发激烈的争论和暗流汹涌的局势，天启帝朱由校在经过数日的深思熟虑后，并未立刻做出激进的决定。他深知，此事关乎国本，牵一发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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