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日将曹丕纳入重点观察范围，司马懿便如同一个最有耐心的猎手，调整了呼吸，将全部的感知悄然聚焦于那口看似平静的“古井”。他不再满足于惊鸿一瞥的印象，而是开始系统地、细致地记录曹丕的每一处细微末节，试图剥开那层厚重的保护色，窥见其下的真实脉络。
他发现，曹丕的“沉默”，并非空洞无一物，而是一种高度自律下的“谨言”。在丞相府各类议事场合，无论大小，曹丕总是选择靠后或侧方的位置就坐。当曹植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引得众人侧目时，曹丕多数时间只是安静聆听，面容沉静如水。轮到他发言时，他的语调平稳，用词精准而规范，绝不逾越身份和议题范围，也从不发表惊世骇俗或标新立异的观点。他的言论如同经过精心丈量，多是对既有政策的理解执行，或是对父相意图的谨慎揣摩与附和，绝不会抢去任何兄弟——尤其是曹植——的风头。那并非缺乏见解，更像是一种深刻的自知：深知在才华横溢的弟弟面前，任何在文采和机辩上的较量都是徒劳，甚至可能引火烧身。
这种自律更体现在“慎行”上。交办给五官中郎将的公务，多是繁琐细致的文书整理、档案核查或礼仪性工作。曹丕处理起来一丝不苟，案头总是整洁有序，完成的文书条理清晰，极少出错。然而，他从不以此自矜，也从未见过他因完成某项事务而流露出得意之色，或是主动向父亲邀功。下班时辰一到，他便常常默默起身，将案牍整理妥当，悄然离去，极少参与同僚之间的饮宴邀约或诗酒唱和。他的生活轨迹，简单得近乎枯燥，仿佛除了丞相府与自己的府邸，便再无别的去处。这种近乎苦行僧般的低调，与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的作风，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最初，司马懿也以为曹丕是孤立无援的。但经过更长时间的仔细观察，他推翻了这一结论。曹丕身边的确没有杨修那样光芒耀眼、时刻相伴的谋士，但他并非没有自己的圈子。只是这个圈子，更加隐秘，更加务实。
司马懿注意到，典农中郎将杨俊似乎对曹丕颇为赏识，偶尔会与之有简短而严肃的交谈。更重要的是，他观察到几位与曹丕关系稳定的核心人物：尚书陈群，这位以品评人物和制定律法见长的官员，与曹丕交谈时态度明显不同于他人，带着一种平等的尊重与默契；朝歌长吴质，一个以才学通博、性格诙谐却又洞明世事着称的人物，虽外放为官，但返邺述职时，常与曹丕有私下往来；还有门侯朱铄，以及一些同样务实、不尚虚谈的中层将领和官吏。这些人或许职位并非最高，但往往身处关键岗位，掌握实权，或具备真才实学。他们与曹丕的交往，不是前呼后拥的喧闹，而是沉静、稳定、基于某种共同理念或利益诉求的深度联结。这是一张更深沉、更牢固的关系网，远不如曹植的圈子炫目，却可能更具韧性。
真正让司马懿对曹丕产生本质性认识的，是一次关于如何处置新降士卒家眷的小型议政。
那日，曹操征询几位近臣及在场子嗣的意见。曹植率先发言，他引述仁政德化之理，主张应宽厚待之，妥善安置，以显丞相仁德，收揽天下人心。言辞华美，情理动人，几位文官听得频频颔首。
然而，主管军需后勤的官员却面露难色，低声提出实际的困难：邺城粮草供应本已紧张，骤然增加大量人口，恐难支撑，且降卒心未完全归附，其家眷集中安置，若生变故，恐成隐患。
场面一时有些凝滞。曹操不置可否，目光扫视众人。
此时，一直沉默的曹丕，在众人目光并未聚焦于他时，缓缓开口了。他并未直接反驳曹植，而是用一种极其平实、甚至略带犹豫的语气（仿佛只是补充一点琐碎的想法）说道：
“父亲，儿以为……子建所言仁德为基，自是正理。然……或可稍作变通？或可将降卒家眷暂缓迁入邺城，先于城外划定区域，由军中派人协同地方管理。如此，既可显我安抚之意，又可缓解城内压力，便于监察。待其夫婿子弟立功，再逐步迁入安置，似……更为稳妥？”
他的建议毫无文采可言，甚至显得有些笨拙，但瞬间解决了“仁德”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既顾全了曹操的颜面，又切实提出了可操作的方案。那名提出困难的官员立刻投去感激的一瞥。
更令司马懿心惊的是，在曹丕说出这番话的整个过程中，他的表情依旧是那副沉稳甚至略带木讷的样子，但司马懿清晰地看到，在曹植发言时，曹丕低垂的眼眸中飞速掠过的一丝不以为然，以及在他自己提出建议的瞬间，那眼底深处一闪而过的、极度冷静的盘算。
曹操闻言，沉吟片刻，最终点了点头：“便依子桓所议。”
那一刻，司马懿仿佛看到了一块磐石。在狂风（曹植的才华风暴）吹过时，它沉默不语；但当根基受到侵蚀（现实问题凸显）时，它却能以最沉稳的方式，提供最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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