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五年的夏意,并未带来丝毫慵懒,反而在洛阳的宫阙楼台间催生出一股躁动不安的热浪。前次南征失利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但御座之上的曹丕,眼中已重新燃起征服的火焰。江东孙权,那个反复无常的“大魏吴王”,始终拒绝送出质子,仅在口头上称臣纳贡,这种敷衍的态度,如同一根尖刺,深深扎在曹丕的心头。
“陛下,去岁南征,师劳无功,国库耗费甚巨。今蜀新丧,诸葛亮初掌权柄,正宜休养生息,固我根本,实不宜再兴大军啊!”朝堂之上,老臣辛毗颤巍巍地出列劝谏。
立刻有更多大臣附和:“臣等附议!江淮水网纵横,非北军所长。东吴凭江自守,其势已成。强行征伐,恐重蹈覆辙,空耗国力!”
反对的声音较之第一次伐吴时更为强烈和普遍。失败的记忆犹新,而国内经过连年动荡和征战,也确实需要喘息。
然而,曹丕的脸色却愈发阴沉。他扫视群臣,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孙权无状,欺朕太甚!若不加征讨,何以显天威,震四方?朕意已决,勿复多言!”
目光转向文臣班列之首:“司马仆射,于大军调度、粮秣转运,可有建言?”
司马懿应声出列,他深知皇帝心意已决,此刻需要的不是劝谏,而是如何将此事办成的方略。他的奏对,已全然跳出了具体战术,直指核心:“陛下圣断。臣以为,此次南征,首重者三:一曰粮道畅通。应即日起,令豫、兖、徐诸州,预征粮草,沿涡水、颍水、淮水设立粮台,派重兵护卫,遣干吏督运,确保大军无断炊之虞。二曰民夫统筹。征发民夫,当分批次,给足口粮工钱,避免误其农时,引发民怨。三曰后路稳固。洛阳、许昌重地,需严防宵小,弹压舆情,确保陛下无后顾之忧。”
他没有谈论如何破敌,如何渡江,所有的建议都围绕着一个“稳”字。这既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暗合了他“不求奇功,但求无过”的自保之道,更展现了他从军事参谋向国家大总管角色的成功转变。
曹丕闻言,满意地点了点头。司马懿总是能在最关键的地方,给出最踏实、最可靠的方案。“善!便依此议。尚书台即刻拟旨施行。”他顿了顿,目光再次落在司马懿身上,那眼神中充满了托付之意,“朕亲征期间,洛阳留台事,一应军政要务,仍由司马爱卿总览。望卿不负朕望,镇守根本。”
“臣,万死不辞!”司马懿伏地领旨。没有惊讶,没有推辞,仿佛这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这份毫无悬念的任命本身,已然宣告了他作为帝国“管家”地位的无可动摇。
战争的机器再次隆隆启动。但与第一次时略带生涩的紧张不同,这一次,在司马懿的坐镇下,整个后方的运转显得异常高效而从容。
洛阳尚书台,成了这场战争无声的神经中枢。指令如同精密的齿轮,有条不紊地传递出去。
新任侍御史卢毓,负责监察粮草输送途中各级官吏的履职情况,稍有懈怠贪墨,立刻弹章上报。 被擢升为尚书郎的高柔,则高效地处理着从中枢发往各地、以及从各地汇集而来的海量文书,分门别类,摘要呈送,使得司马懿能迅速把握全局。 一批批粮草军械,按照司马懿规划的路线,通过水路陆路,源源不断送往淮泗前线。 征发的民夫队伍,也得到了更合理的安排,减少了怨言。
司马懿本人,则坐镇中枢,每日批阅文书直至深夜。他的案头,一边是来自广陵前线的军报,另一边则是帝国其他地区的日常政务。
一份来自青州的加急奏报被送入:当地豪强臧霸的旧部(臧霸已官至执金吾,但其在青徐的势力盘根错节)与新任刺史麾下官员发生冲突,抗缴赋税,甚至聚众围堵官衙,局势紧张,一触即发。
司马懿略一沉吟,即刻批复:“着青州刺史,暂缓催逼,以安抚为主。宣朝廷恩威,言明臧将军在京深得陛下信重,其旧部亦乃国家栋梁,岂可自误?然法度不可废,赋税乃国之根本。可令其推举代表,赴洛阳与度支尚书商议纳粮之策。” 批复既给了对方面子,避免了直接冲突激化矛盾,又牢牢守住了“必须缴税”的底线,并将矛盾核心引离地方,放到中央层面来控制化解。
另一份来自豫州的文书报告:因连续征发民夫南运粮草,谯郡(曹氏故里) 有乡老联名上书,陈情民间疾苦,请求减免今岁部分徭役。
司马懿批阅:“民情不可轻忽。然南征事大,粮秣乃三军性命所系。可酌减谯郡明年部分田租,以为补偿。今岁漕运役期,着豫州刺史妥为抚慰,确保民夫口粮医药,待役满后,由官府发放钱帛以示体恤。” 处理得既有原则性(徭役不能免),又有灵活性(用未来减租和当下补贴来安抚),尤其对“帝乡”特殊对待,政治上也滴水不漏。
他就像一个最高明的弈者,同时下着好几盘棋,无论是烽火连天的南方,还是广袤的北疆、遥远的西域,都在他的统筹掌控之下,井然有序。这份举重若轻的全局掌控力,令其麾下属官无不暗自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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