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五年的夏意，并未带来丝毫慵懒，反而在洛阳的宫阙楼台间催生出一股躁动不安的热浪。前次南征失利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但御座之上的曹丕，眼中已重新燃起征服的火焰。江东孙权，那个反复无常的“大魏吴王”，始终拒绝送出质子，仅在口头上称臣纳贡，这种敷衍的态度，如同一根尖刺，深深扎在曹丕的心头。
“陛下，去岁南征，师劳无功，国库耗费甚巨。今蜀新丧，诸葛亮初掌权柄，正宜休养生息，固我根本，实不宜再兴大军啊！”朝堂之上，老臣辛毗颤巍巍地出列劝谏。
立刻有更多大臣附和：“臣等附议！江淮水网纵横，非北军所长。东吴凭江自守，其势已成。强行征伐，恐重蹈覆辙，空耗国力！”
反对的声音较之第一次伐吴时更为强烈和普遍。失败的记忆犹新，而国内经过连年动荡和征战，也确实需要喘息。
然而，曹丕的脸色却愈发阴沉。他扫视群臣，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孙权无状，欺朕太甚！若不加征讨，何以显天威，震四方？朕意已决，勿复多言！”
目光转向文臣班列之首：“司马仆射，于大军调度、粮秣转运，可有建言？”
司马懿应声出列，他深知皇帝心意已决，此刻需要的不是劝谏，而是如何将此事办成的方略。他的奏对，已全然跳出了具体战术，直指核心：“陛下圣断。臣以为，此次南征，首重者三：一曰粮道畅通。应即日起，令豫、兖、徐诸州，预征粮草，沿涡水、颍水、淮水设立粮台，派重兵护卫，遣干吏督运，确保大军无断炊之虞。二曰民夫统筹。征发民夫，当分批次，给足口粮工钱，避免误其农时，引发民怨。三曰后路稳固。洛阳、许昌重地，需严防宵小，弹压舆情，确保陛下无后顾之忧。”
他没有谈论如何破敌，如何渡江，所有的建议都围绕着一个“稳”字。这既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暗合了他“不求奇功，但求无过”的自保之道，更展现了他从军事参谋向国家大总管角色的成功转变。
曹丕闻言，满意地点了点头。司马懿总是能在最关键的地方，给出最踏实、最可靠的方案。“善！便依此议。尚书台即刻拟旨施行。”他顿了顿，目光再次落在司马懿身上，那眼神中充满了托付之意，“朕亲征期间，洛阳留台事，一应军政要务，仍由司马爱卿总览。望卿不负朕望，镇守根本。”
“臣，万死不辞！”司马懿伏地领旨。没有惊讶，没有推辞，仿佛这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这份毫无悬念的任命本身，已然宣告了他作为帝国“管家”地位的无可动摇。
战争的机器再次隆隆启动。但与第一次时略带生涩的紧张不同，这一次，在司马懿的坐镇下，整个后方的运转显得异常高效而从容。
洛阳尚书台，成了这场战争无声的神经中枢。指令如同精密的齿轮，有条不紊地传递出去。
新任侍御史卢毓，负责监察粮草输送途中各级官吏的履职情况，稍有懈怠贪墨，立刻弹章上报。 被擢升为尚书郎的高柔，则高效地处理着从中枢发往各地、以及从各地汇集而来的海量文书，分门别类，摘要呈送，使得司马懿能迅速把握全局。 一批批粮草军械，按照司马懿规划的路线，通过水路陆路，源源不断送往淮泗前线。 征发的民夫队伍，也得到了更合理的安排，减少了怨言。
司马懿本人，则坐镇中枢，每日批阅文书直至深夜。他的案头，一边是来自广陵前线的军报，另一边则是帝国其他地区的日常政务。
一份来自青州的加急奏报被送入：当地豪强臧霸的旧部（臧霸已官至执金吾，但其在青徐的势力盘根错节）与新任刺史麾下官员发生冲突，抗缴赋税，甚至聚众围堵官衙，局势紧张，一触即发。
司马懿略一沉吟，即刻批复：“着青州刺史，暂缓催逼，以安抚为主。宣朝廷恩威，言明臧将军在京深得陛下信重，其旧部亦乃国家栋梁，岂可自误？然法度不可废，赋税乃国之根本。可令其推举代表，赴洛阳与度支尚书商议纳粮之策。” 批复既给了对方面子，避免了直接冲突激化矛盾，又牢牢守住了“必须缴税”的底线，并将矛盾核心引离地方，放到中央层面来控制化解。
另一份来自豫州的文书报告：因连续征发民夫南运粮草，谯郡（曹氏故里） 有乡老联名上书，陈情民间疾苦，请求减免今岁部分徭役。
司马懿批阅：“民情不可轻忽。然南征事大，粮秣乃三军性命所系。可酌减谯郡明年部分田租，以为补偿。今岁漕运役期，着豫州刺史妥为抚慰，确保民夫口粮医药，待役满后，由官府发放钱帛以示体恤。” 处理得既有原则性（徭役不能免），又有灵活性（用未来减租和当下补贴来安抚），尤其对“帝乡”特殊对待，政治上也滴水不漏。
他就像一个最高明的弈者，同时下着好几盘棋，无论是烽火连天的南方，还是广袤的北疆、遥远的西域，都在他的统筹掌控之下，井然有序。这份举重若轻的全局掌控力，令其麾下属官无不暗自钦服。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