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林夏里特医学院的学习，对沈懿而言，是一次系统性的、颠覆性的冲击，也是一次极致的淬炼。吉国的医学教育以其严谨、精确、高度系统化和实证主义至上的特点闻名于世，这与她浸淫的道医和中医体系，形成了鲜明甚至是对立的对比。
在夏里特的课堂和实验室里，人体被解构为无数精密的零件。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器官，每一部分都有其标准化的名称、结构、功能参数。疾病被定义为可观测、可测量、可重复验证的病理生理变化。细菌、病毒、基因突变、生化指标异常……一切都追求客观的数据和确凿的证据。诊断依赖于强大的影像学设备、实验室化验、组织活检。治疗则遵循着基于大规模临床试验得出的指南，用药剂量精确到毫克，手术操作规范到毫米。
这里崇尚的是“可见”的科学。教授们言辞犀利，逻辑严密，任何结论都必须有坚实的文献和数据支持。直觉、经验、乃至那些无法用现有仪器测量的“气”或“能量”，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甚至会被视为玄学或迷信。
最初，沈懿感到一种强烈的“水土不服”。她习惯的整体观、阴阳平衡、五行生克理论，在这里似乎毫无用武之地。她试图在小组讨论中提及“气血不足”可能导致某种症状时，换来的往往是吉国同学困惑甚至略带轻蔑的目光，以及一句“有具体的实验室指标异常吗？”。
语言的障碍尚未完全克服，思维的壁垒却更加坚厚。
但她没有试图去反驳或抗拒这套体系。清风师父说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她深知中医、道医之长，也清醒地看到其在现代语境下难以标准化、难以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的短板。而现代西医在吉国更常被称为常规医学的强大之处，正在于其可重复、可验证、可推广的精确性。
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彻底沉浸进去，先做一名最优秀的“吉国医学生”。
她以惊人的勤奋和悟性，疯狂吸收着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知识。她将那些复杂的拉丁文、吉文术语如同背诵药性歌诀一样牢记于心。她在解剖室里一丝不苟地辨认每一条神经、每一根血管，在实验室里，追求每一次实验操作的零误差，她研读厚厚的德文医学文献，试图理解每一种疾病背后的分子机制。
她的成绩迅速攀升，甚至超过了那些母语为吉语的同学，引起了教授们的注意。他们惊讶于这个沉默的东国女孩所展现出的强大学习能力和近乎苛刻的严谨。
然而，沈懿并未抛弃她的根。恰恰相反，她在深入学习现代医学的同时，用玄玉印记不断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融合与印证。
学习心血管系统时，她会联想到中医的“心主血脉”、“心藏神”，思考西医的强心药、抗凝药与中医益气活血、安神定志方药之间的异同与结合点。 学习神经系统时，她会对比西医的神经传导与中医的“经络”理论，思考针灸镇痛的现代科学解释可能是什么。 学习内分泌时，她会将激素的反馈调节与中医的“阴阳平衡”、“肝肾同源”理论相互参照。 甚至在学习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时，她也会思考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念，与现代免疫学如何对话。
她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更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理解《黄帝内经》、《伤寒论》中的古老智慧。那些原本有些模糊的“气”、“血”、“津液”、“神”的概念，在她脑中开始尝试与现代生理学、生物化学的概念进行对接和转化。她意识到，很多中医理念并非不科学，而是超越了当时时代的认知水平，需要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去重新阐释和验证。
这种融合，不仅没有削弱她的现代医学学习，反而让她对人体和疾病的理解，多了一个维度，变得更加深刻和灵活。她能在复杂的病例中，看到数据指标之外的整体失衡，能更早地察觉到一些潜在的、尚未完全显现出来的病理倾向。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当地华人的健康状况，也为了有一个实践她融合思想的平台，同时——更隐秘的目的——为了更方便地收集某些特定信息，华人圈往往是信息交流的特殊节点，她通过“老爹”的间接介绍，进入了一家位于博林夏洛滕堡区的“安康中医诊所”做兼职实习生。
诊所的主治医师是一位来自东国南方的老中医，姓李，医术扎实，但在吉国行医受限，只能以针灸、推拿等替代疗法为主，开中药方剂则需格外谨慎。
诊所里来的病人，多是饱受慢性病、痛症困扰，或在西医体系下治疗效果不佳、寻求替代方案的华人华侨，以及一些对东方文化好奇、尝试针灸的吉国人。
在这里，沈懿找到了将所学付诸实践的天地。
一位深受慢性胃炎困扰的吉国工程师，西医治疗反复发作。沈懿为他仔细诊脉，观其舌苔，发现他不仅脾胃虚弱，还有明显的肝气郁结，可能与工作压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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