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开口，只是静静坐下。
顾守拙目光缓缓扫过台下济济一堂的学子。
整个讲堂便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唔……”
顾老先生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特的穿透力，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说道：
“今日，老夫与诸位聊聊，‘知’与‘行’。”
他直接切入主题，并无寒暄，继续道：
“程朱之学，教人‘即物穷理’，‘格物致知’。”
“此是教人求‘知’之路径，由外而内，积习既久，豁然贯通。”
“此理固然不错，然，天下读书人，格物者众，穷理者繁，何以真能成德达材者，寥寥无几？”
这个问题，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心神。
顾老先生继续道：
“盖因许多人，将‘知’与‘行’判然分作了两事。”
“以为必先格尽天下之物，穷尽天下之理，待至‘知’至圆满，然后方去‘行’。”
“此大谬也！”
他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说道：
“譬如知孝知悌，岂是先将孝悌之理讲说得明明白白，然后才去行孝行悌？绝非如此！”
“人自幼受父母养育，自然知亲爱父母，此便是‘知’，随之而来的承欢膝下，便是‘行’。”
“知与行，本是一体，如形影相随，不可分离。”
他引用了《尚书》“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古语，但随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说道：
“古人言行之艰，是警醒后人莫要懈怠。”
“然老夫以为，若真是‘知’得真切，知得透彻，如知恶臭之恶，知好色之好，那般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则‘行’便在其中矣。”
“之所以有‘知’而不能‘行’，并非‘行’难，实是‘知’未真、未至也！”
“其‘知’或浮于口耳，或蔽于物欲，非真知也。”
他进一步阐述，说道：
“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二者亦非截然分开。”
“致知的过程，本身便是涵养，涵养的工夫，亦能助益致知。”
“譬如读书，若只是口诵心唯，不去体察践行，则此‘知’是死知，无有用处。”
“若能在事上磨练，于待人接物、应对进退之间，体认心中之理，则‘知’便活了，此方为‘真知’。”
“真知则必能行！”
顾守拙的讲述，虽未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心学核心命题，但，他强调知行本不可分、真知必能行的观点，已经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主流理学将“知”与“行”分为两截的普遍认知。
他巧妙地将程朱理学的概念进行重新阐释和融合，引导学子向内体认，将外在的“理”与内心的“知”以及实际的“行”紧密结合起来。
讲堂内，所有学子。
包括心高气傲的沈墨，都听得如痴如醉。
时而恍然，时而迷惑，时而深思。
张衍志更是心中巨震，顾老先生所言，虽与成熟的阳明心学尚有距离，但其方向已然隐隐指向那“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堂奥！
这让他对这位时代局限下的理学大师，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随着。
顾守拙老先生一番关于“知行”关系的深刻阐述。
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激起了层层思想的涟漪。
讲堂内短暂的寂静后，便是踊跃的提问。
有学子起身，恭敬问道：
“顾先生，依您所言，真知必能行。”
“然则，如学生明知熬夜伤身，却仍苦读至深夜，此非知而不行乎？”
“岂非‘知’仍未真？”
顾老先生捻须微笑，答道：
“此问甚好。”
“尔所谓‘知熬夜伤身’，或许只是知晓这个道理，如同知晓书本上的一个句子。”
“然，尔并未真切体会‘伤身’之苦，未至‘如恶恶臭’般自然规避之境地。”
“尔心中更有‘求取功名’之念，两相权衡，功名之心压过了那浮于表面的‘知’。”
“故，此非真知也。”
“若尔亲见有人因苦读熬坏身子，功名未就而撒手人寰，感受切肤之痛，或自身已深受其害，则此‘知’方为真知，届时必能调整作息，爱惜自身。”
“此便是‘知’之深浅不同，所致‘行’之差异。”
闻言，又有人问道：
“先生，程朱言‘格物穷理’，是向外求索。”
“您强调真知与行合一，似有向内体认之意。”
“此二者，孰重孰轻？如何兼顾？”
顾老先生赞许点头，说道：
“此问触及根本。”
“向外格物，是明理之基，不可或缺。”
“譬如不识五谷，何谈农事？不知律法，何谈刑名？”
“然，格物非是目的，目的在于‘致知’，在于唤醒吾心本有之明觉。”
“如同镜有尘埃，须擦拭（格物），方能照物（致知）。”
“擦拭是工夫，照物是本体。”
“二者本是一事，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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