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的燕赵大地，风里还带着点料峭的凉意，可西坡村的田埂上，已经能闻见新翻泥土的腥气。
林雨潇背着手站在地头，眉头拧成个川字——这是他接任生产队长的第三个月，眼前的景象和他刚来时没差多少：二十来个社员散在二十亩麦田里，像撒了把芝麻，东倒西歪没个章法。
王二虎靠着老槐树蹲在那儿，烟袋锅子“吧嗒”得响，手里的锄头半天不带动一下，眼睛直瞟着远处的河沟，像是在数游鱼；
被撤职的张老根更省事，干脆把锄头往地里一插，拢着袖子晒太阳，嘴里还哼着跑调的梆子腔。
与之相反的是地那头的老周头，腰弯成个虾米，手里的锄头起落得又快又匀，麦垄间的杂草被除得干干净净，连土块都耙得细碎；
赵建军和赵晓梅两个知青，埋头浇水，水管子捏得稳稳的，水流顺着垄沟慢慢渗，没半点浪费。
“干好干坏一个样，谁愿出死力？”
林雨潇心里明镜似的。他被社员们推选为生产队长。可这队长当得憋屈——队里沿袭的是“劳动大帮轰”的老法子，不管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天都记八个工分，积极性早被磨没了。
更让人着急的是种田的老法子：选种凭手抓，施肥靠土粪，病虫害来了只能靠喊，去年全队的小麦亩产才三百来斤，连社员的口粮都勉强够。
回到队部，林雨潇把墙上落灰的《农业技术手册》翻出来，借着煤油灯的光逐字看。
窗外的风刮得纸窗“哗啦”响，他却越看越精神：原来选种要晒种、浸种，施肥要分苗情，病虫害能靠草木灰、石灰防治——这些他在县里开会时听农业专家提过，只是没往心里去，如今才知是救急的良方。
“光自己懂不行，得让全队都学会。”
第二天一早，林雨潇揣着两个窝头就往县城跑。
县农业局的李教授是农大的老教授，之前下公社讲过课，林雨潇找了两趟才见着人。听说是西坡村要学科技种田，李教授当即答应：“年轻人有这份心就好，农时不等人，我这就跟你走。”
李教授来的那天，队部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老人没讲空话，拎着个布包往台上一站，先掏出两把种子：“大伙儿看，这把是咱自己留的种，瘪的、带虫眼的占一半；这把是选过的‘冀麦1号’，颗粒饱满，出苗率能高三成。”
他又拿起几片叶子，指着上面的虫眼：“这是麦蚜，别看小，能把麦子的养分吸光，用草木灰掺生石灰撒上去，比打农药还管用。”
社员们凑得近，伸着脖子看，嘴里啧啧称奇。
老周头摸出烟袋想递过去，又想起啥似的缩了回去，只一个劲问：“李教授，那玉米选种咋弄？俺家去年种的玉米，棒槌才巴掌大。”
李教授笑着答：“玉米要选‘硬粒种’，晒三天，用温水泡一夜，种的时候隔一尺一棵，行距留两尺，通风透光才长好。”
林雨潇搬个小板凳坐在最前排，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连李教授说的“浇水要浇‘透根水’，别浇‘皮面水’”都标了着重号。
课间休息时，他拽着李教授的胳膊不放，从选种问到秋收，把队里的地块肥瘦、水利情况一一说清，李教授被他的认真劲打动，留了地址：“有问题就写信，我给你寄资料。”
打这天起，西坡村的地里多了道风景：林雨潇每天提前半小时下地，背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笔记本、卷尺和放大镜，逐块地查看土壤墒情，给玉米苗、麦苗做记录；
傍晚收工后，队部的煤油灯总要亮到半夜，他要么翻农业书籍，要么整理白天的笔记，有时候还把老周头、张大爷请来，一起琢磨地块该种啥、咋管理。
可光有科技还不够，“大帮轰”的根子不除，再好的法子也落不了地。
林雨潇思谋了半个月，终于在队委会上抛出了“生产责任制”的想法：“把全队210亩地分成10个作业组，每组21亩，按地块肥瘦、作物种类定任务——小麦亩产保底400斤，超产一斤加2分工；玉米亩产保底800斤，超产一斤加1.5分工。干活质量由老周头、张大爷这两位老把式牵头监督，合格了才记工，不合格的返工，返工不算额外工分。”
这话一出口，队委会炸开了锅。
副队长陈长生皱着眉：“雨潇，这法子行不行啊？历来都是一起干，分了组，万一有人耍滑，各组闹矛盾咋办？”
王二虎的堂哥王老三也附和：“就是，我家二虎那性子，分给他地块，还不得把地荒了？”
林雨潇早有准备，拿出一张画好的地块图：“地块按肥瘦搭配，抓阄分配，公平公正；每组设组长，负责统筹，老周头、张大爷是总监督员，每天巡查打分。至于怕有人耍滑——”
他抬眼扫了一圈，“干好干坏工分不一样，耍滑的工分少，分粮食、分柴禾就少，日子过不下去，他自己就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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