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的死寂与沉重，并未被新年的朝阳驱散半分。大年初一，天色依旧灰蒙蒙的，无雪，也无晴光，只有干冷的风，像钝刀子一样刮过山野，卷起檐下的冰凌和地上的残雪。
按着山村不知传了多少辈的老规矩，大年初一，晚辈要去给长辈、同宗的近亲拜年。小时候，林家虽然清贫，但父亲总会早早起来，带着林秋，提上两封用红纸粗糙包着的点心或白糖，先去姥爷屋里磕头，然后去大舅、二姑几家坐坐，说几句吉祥话，讨杯茶水，虽然亲情淡薄，但面子和仪式感上总要过得去。
今年，这个“规矩”却成了套在每个人脖子上的枷锁。不去，显得心虚，更坐实了“惹了祸躲着人”的闲话；去，那将面对怎样的目光和言语，不言而喻。
堂屋里，气氛凝重。林秋的左臂用布带吊在胸前，脸色因失血和疼痛依旧苍白。父亲换上了那件最干净、却也最旧的蓝布外套，袖口磨得发白，脸上的皱纹在晨光中深如刀刻，眼神疲惫而晦暗。母亲也强打精神，换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半新的碎花棉袄，但眼下的乌青和脸上的憔悴，如何也掩饰不住。只有姥爷，依旧穿着那身深蓝色的旧棉袄，腰背挺直地坐在火塘边的主位，吧嗒着旱烟，烟雾缭绕，遮住了他大半表情，但那双从烟雾后透出的眼睛，却异常清亮锐利。
“走吧。”姥爷磕掉烟灰，站起身，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该走的礼数，还得走，门风不能倒。”
他率先走出堂屋，父亲看了母亲和林秋一眼，深吸一口气，也跟了上去。母亲默默拿起早就准备好的、用红纸勉强包着的两包水果糖和一包廉价糕点——这已经是家里能拿出的、最体面的“年礼”了。林秋没说什么，沉默地跟在父母身后。
第一家，自然是同院的大舅家，几步路，却仿佛隔着一道天堑。大舅家的屋子明显比姥爷这边齐整些，是新盖不久的红砖平房，贴着崭新的瓷砖对联，门楣上还挂着两个大红灯笼，在灰白的天色下格外扎眼。
院里已经有不少人，都是来给大舅这个村里“有头有脸”的人家拜年的同宗或近邻。看到姥爷领着林秋一家进来，喧闹的说笑声瞬间低了下去，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射过来，好奇、探究、疏离、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
大舅和大舅妈站在堂屋门口迎客，大舅穿着簇新的皮夹克，脸上堆着生意人惯有的圆滑笑容，只是那笑容在看到林秋吊着的手臂和一家人脸上掩不住的疲惫惊惶时，几不可查地僵了一下。大舅妈则穿着件鲜红的羽绒服，烫着时兴的卷发，脸上抹着脂粉，见到他们，嘴角的笑容拉得更高，眼神却像探照灯一样在林秋和他父母身上扫来扫去。
“爹来了，快屋里坐！建国，秋子，都来了，稀客稀客！”大舅嘴上热情，侧身让开。大舅妈也挤着笑：“哎哟，秋子这是咋了？手咋还吊着了？快进屋，外头冷！”
堂屋里暖烘烘的，烧着城里才用得起的铁炉子，桌上摆着瓜果糖茶，比林家不知丰盛多少倍。屋里已经坐了不少拜年的亲戚邻居，见到他们进来，招呼声也带着几分不自然的客气。
姥爷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在靠门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父亲把“年礼”放在墙角不起眼的地方，母亲则赔着笑，低声回应着一些不痛不痒的问候，林秋挨着姥爷坐下，眼观鼻，鼻观心，对周围投来的各种目光恍若未见。
寒暄了几句，话题不出意外地，开始往林秋身上引。
“秋子这伤……看着不轻啊，咋弄的？”一个远房表叔“关切”地问。
“不小心摔的。”父亲干巴巴地回答，声音有些发紧。
“摔能摔成这样？”有人小声嘀咕。
大舅妈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眼睛却瞟着林秋，脸上挂着那种“我为你好”的虚假笑容，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让满屋子人都听见：
“要我说啊，秋子，”她拖长了调子，“你这书，念得也够辛苦的，看看这伤，大过年的也不安生。听舅妈一句劝，别硬撑了，读书是出路，可也得看是不是那块料，是不是？”
她顿了顿，瞥了一眼脸色开始发白的母亲和紧抿嘴唇的父亲，继续用那种“推心置腹”的语气说：“你看你王豪哥，当初也没念多少书，现在在城北那个大厂，踏实肯干，一个月挣得不比坐办公室的少！今年过年又寄回来两万！他那边还缺人，你要是愿意，开年我就让王豪带带你，出去闯闯，见见世面，安安稳稳挣点钱，不比在城里……嗯，强？”
“强”字后面那没出口的半句，在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不比在城里惹是生非、提心吊胆强？”
这话，比直接骂人还毒。不仅否定了林秋读书的价值，更坐实了他在外面“惹是生非”的传言，还把自家儿子王豪抬出来狠狠踩了一脚，满屋子的人都安静下来，看着林秋一家，眼神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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