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贴着贝宅正楼的瓦脊伏身，耳边是四月夜风，带着黄浦江的水汽，潮得发腥。远处租界钟楼正敲五点差一刻，钟声“当——当——”像给这乱世打拍子。脚下，汽灯把花园照得灰白，一队背长枪的安南巡捕踏过碎石径，皮靴“橐橐”齐整，狗链拖在地上“哗啦”作响。我数着他们的步点——十二步一转身，六步一停，这是法捕房的规矩，像给死人送葬的拍子。
怀里，那只被血沁过的假胆瓶用黑布裹了，贴着胸口，随心跳“咯噔、咯噔”地撞肋骨。小孔雀给的桑皮图塞在袜筒里，被汗浸得发软。我抬眼望，正楼三层，嵌花岗石框的窗子半掩，汽灯反光在玻璃上晃，像给鬼指路——那便是保险柜的房间。窗棂阴影里，一根细绳静静垂下，绳头系着铜铃铛：这是小孔雀昨夜挂的“内应线”，只要屋里人转动柜锁，铃就会轻响，给我发暗号。
我卸了鞋，赤足踩瓦。燕子丝拴在飞檐兽角，另一头扣腰，我人如壁虎贴墙滑下。窗缝透出煤油灯光，一个穿西装背心的老头正弯腰对保险柜，耳边贴着转盘口，手抖得像筛糠——那是贝府账房杜先生，上海滩人称“杜一手”，专管双转盘德制柜，平生只认洋码。
“咔——哒！”第一组数字落槽，铜铃轻颤，我心底跟着一紧。趁他背身，我并指挑开窗闩，燕子丝微收，人“嗖”地翻进屋内，落地只半息声响。杜老头浑然不觉，嘴里念念有词：“左三……右七……”我隐身书柜阴影，借灯影瞧那柜：高四尺，铁门铸花，右上角嵌铜徽——“DIEBOLD 1917”，上海汇丰银行同款。小孔雀说，五组码落完，再压把手，门才开；而我要的“蜡封筒”就搁在最上层，与真瓶并排。
窗外忽起“啪喳”一声脆响，像是谁踩碎瓦片。紧接着，犬吠大作，哨子急吹——那是小孔雀在屋脊投出的“饵”：一块碎瓷包牛肉汁。狗群循味狂奔，巡捕也被牵走。杜老头手一抖，转盘错位，气得低声骂娘，重新再对。我趁他分神，蛇行到柜侧，掏出“听胎骨”——师父传我的薄铜管，一端贴耳，一端抵柜门，可辨锁簧松紧。铜管里传来细若蚊足的“嗒嗒”，像瓷片开片，我闭目默念：三、七、九、二、六……
第五组数字落槽，杜老头松口气，掏帕子擦汗。我屏息，从怀里摸出“血沁瓷片”，指尖一弹，“当”地击中墙角铜痰盂。脆声在静夜里炸开，老头猛地回头：“谁？”就这一瞬，我燕子丝甩出，细钩挂住柜门把手，借他回身之力，“咔啦”——柜门被我拉开半尺缝。杜老头再转身，见柜门虚掩，以为是自己没关严，忙伸臂去推。我却已缩进桌底，透过柜缝，看见里层木格上，一只“鹰牌”火漆筒封得严严实实，旁边，赫然是一尊胆瓶——天青釉，蟹爪纹，圈足那道冲线，与我怀里的假瓶如出一辙，只多了一圈岁月尘灰。
我按捺狂跳，指尖蘸唾沫，在真瓶圈足轻抹——冲线处果然有“糯米泥”填痕，与我师父当年手法一致。碎瓷血沁纹在灯下泛着暗褐，我取出贴身瓷片，往冲线处一对，断口、釉色、沁线，天衣无缝。心里“轰”一声雷：就是它！十年前师父以命保的官胆瓶，如今离我不足两尺。
杜老头对柜外空屋狐疑片刻，终究回头，伸手捧出火漆筒，放桌上，又提笔蘸朱砂，在一本硬壳账簿上记数。我借桌帘遮影，轻轻把真瓶往里推半寸，腾出空，将怀里的假瓶端端正正摆进去。真假易位，只在一呼一吸。柜门合拢，“咔哒”落锁，杜老头并未察觉异样。他捧起账簿与火漆筒，转身要出门。我影子一样贴墙，待他走过，燕子丝再度甩出，细钩勾住火漆筒柄，轻轻一抖——筒子脱手，落入我掌中。老头只觉手上一轻，低头看，地上空无一人，他愣神眨眼的功夫，我已翻窗而出，燕子丝收力，人“嗖”地贴回外墙。
夜风如刀，我叼着煤油灯嘴儿，顺着索绳滑到后巷。灯罩里火苗被风吹得平贴玻璃，像一条抖动的红绸。我靠墙坐倒，急掰火漆筒。鹰牌蜡封碎裂，里面是一卷美孚行账纸，密密麻麻洋文与中文并列：货名、件数、离岸港口、到岸洋行、回扣成数——全是贝润生近两年私运国宝出境的明细。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提货单”，日期就在三日后，目的地——神户，大和洋行。我牙齿打颤：原来真瓶明日要被装箱，走长江水运到吴淞口，再转大船东渡。小孔雀说得对，今晚不动手，以后就再也别想见它。
我把账纸揣进怀里，与师父牌位贴在一起，像把两代人的命绑成一块铁板。才起身，巷口忽然传来皮鞋踏水声。我抬头——贝润生！他仍那身银灰西装，胸口红玫瑰在汽灯下滴血似的艳。他手里攥着猫眼石手杖，身后两名安南巡捕，长枪上刺刀寒光闪。
“燕子李三，”他声音不高，却带着金铁味，“把蜡封筒留下，我留你全尸。”我冷笑，右手摸向腰后——那里别着一把“掌心雷”，民国天津机械局仿造，五发短弹，射程十步，专供飞贼近距保命。可我只有两发子弹，对面两条长枪。我眼角余光扫向墙头，燕子丝还挂在飞檐，只要纵身一跃，就能翻上屋脊——可那样，账纸与真瓶都会再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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