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花一样的年纪。小腾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像月牙儿挂在脸上。台球厅的老主顾都说，这姑娘往那一站，整个屋子的灯都亮了几分。她说话声音不大，但脆生生的，像咬开一颗青苹果，听着就让人舒坦。
2007年5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这个坐落在燕山北麓的小镇，街面上种着一排排杨树，春天刚过去不久，叶子绿得发黑。风从矿区那边吹过来，带着煤灰和尘土的气味。镇子不大，骑自行车从东头到西头也就二十分钟，谁家办个红白喜事，不用广播，口口相传就全知道了。
谁也想不到，就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一场惨绝人寰的命案正悄然酝酿，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割开一个家庭、一群刑警、甚至整整九年的时光。事后回想起来，整条街的人都后怕，那凶手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进出出，买烟、喝酒、打牌、跟人闲聊，笑得跟没事人一样。而那个十九岁女孩的身体，被人用胶带缠成了粽子，捆扎成屈辱的形，生前遭了凌辱，死后又挨了摧残。这桩案子的残忍程度，用咱们老百姓的老话讲，真是小刀剌屁股，开了眼了。
案发的台球厅开在镇子主街的拐角处，斜对面是家修车铺，再往前五十米有个烧烤摊，一到傍晚就支起红蓝条纹的塑料棚，炭火味飘半条街。台球厅门面不大，宽也就五六米，招牌是蓝底白字的铁皮牌子，写着金鑫台球四个字，风吹日晒久了，漆皮剥落，字底下那一点快看不清了。
推门进去，外间摆着两张台球桌，绿绒布的台面被球杆戳得起了毛边，桌角的菱形皮垫换过好几茬，颜色都不统一。墙上挂着几根公杆，榉木的，握把处被汗浸得发黑发亮。靠里的墙角立着个木头架子，上头搁着巧克粉和备用球，旁边一台老式饮水机，桶里的水只剩个底儿。
掀开一道厚厚的棉布帘子往里走，里头才是真正来钱的地界。大约三十平米的小屋，靠墙一溜儿摆着七八台机器，老虎机、扑克机、水果机、跑马机，花花绿绿的屏幕闪着诱惑的光，按键被按得油光锃亮。机器里头叮叮当当掉硬币的声音，对某些人来说比什么音乐都好听。这屋没有窗户，全靠天花板上两根白炽灯管照明，灯管嗡嗡响着，把每个人的脸色照得青白，汗津津的，眼球里全是血丝。空气里弥漫着烟味、汗味和劣质空气清新剂混在一起的怪味道，闻久了脑子发昏。
老板姓包，四十来岁，圆脸大耳，肚子鼓出来一截，腰上挂着串钥匙，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包老板长着一张笑面佛的脸，逢人三分笑，可他心里那本账比谁都清。这店开了三年了，外头的台球桌其实不怎么赚钱，真正养活他一家老小的，是里屋这些踩在违法边缘的老虎机。他心知肚明，但架不住来钱快，一晚上流水有时候能顶上普通工人半个月工资。
小腾就是在这里上班的。她全名叫滕小云，但大家都叫她小腾，听着亲切。她是土生土长的元宝山人，家住在镇子东边的村里，离台球厅骑电动车二十分钟。爹妈都是种地的，家里还有个小她五岁的弟弟在上初中。小腾从小懂事，念完初中就不读了，说啥也不让家里再供了。她到镇上打过好几份工，饭店端过盘子、服装店看过摊、超市做过收银，每一份都干得认认真真，老板们都夸这丫头利索、嘴甜、手也快。
来台球厅面试那天，包老板跟她聊了不到五分钟就拍板了。这姑娘行，眉眼带笑，说话客气，搁前台最合适。小腾也挺高兴，因为台球厅的工资比超市多两百块，还管一顿晚饭。她盘算着，干上一年就能攒够给弟弟买辆新自行车的钱，再干两年，兴许能把家里的老房子翻修一下屋顶。
小腾性格好，活泼开朗，嘴又甜，来的客人不管是打台球的还是玩老虎机的，都乐意跟她搭几句话。有老大爷来换零钱，她手脚麻利地数好递过去，顺嘴问一句大爷今儿个身体咋样；有年轻小伙子输了钱摔机器，她也笑盈盈地劝哥，今儿手气不好，改天再来呗。时间长了，熟客们都把她当自家妹子看。
案发那天是5月15号，农历三月廿八，天气已经热起来了。傍晚的时候太阳还没完全落山，天边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小腾那天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领口绣着朵小碎花，下面是条深蓝色的牛仔裤，脚上一双白色帆布鞋。头发扎了个马尾，用一根橡皮筋绑着，额前有几缕碎发被汗粘在脑门上。她挎着两个收银的帆布包，包老板特制的，灰色粗布，上面印着两个字，每个包里分好几个夹层，分别装一块、五块、十块的零钱，整整齐齐，从不搞混。
傍晚六点半左右，小腾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候她爸妈还在田里给玉米苗间苗，裤腿上沾满泥巴，腰弯得直不起来。手机响了，老太太一看是闺女的号，笑得眼角的褶子都挤到一块了。
妈，吃饭了没？小腾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脆生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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