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说后世‘男女之防’极严，连看一眼、说句话都不可？”一个年轻姑娘咋舌。
“怕是夸张了些。咱们平日去溪边浣衣，去市集卖丝，不也常与男子照面？只要举止守礼，言语端庄，并无大碍。”年长些的妇人道。
“可若是喜欢上什么人，当真只能等父母和媒人安排吗？”最年幼的少女望着天幕上那个被打上红叉的“搭讪”场景，眼中有些迷茫。
年长妇人叹口气：“傻丫头，婚姻大事，关乎两族，自然要父母长辈权衡门户、品行。至于心意……相处久了，自然会有。若婚前便百般牵挂，失了端庄，反倒不美。媒妁之言，正是为彼此留得体面。”
少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中却仍有一丝莫名的怅然。此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已是主流观念，但社会风气相对后世仍显宽松，民间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男女交往限制并非铁板一块，对“情”的认可也保留在《诗经》等经典与民间歌谣中。
**秦，咸阳，市井与官府。**
秦法严苛，重农战，轻私情，对家庭秩序、人口管理有严格规定。天幕所示内容，在秦人看来，颇有些与秦律精神暗合之处。
一名法令吏看完天幕，对同僚道：“天幕所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我秦律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之策，看似不同，实则皆是为了整饬户律，明确家室，便于官府管理赋役、连坐。男女无媒而合，易生奸私，乱户籍，损国力。有媒妁官契（秦时民间婚嫁或需报备），则名正言顺，利于统御。”
另一吏员点头：“正是。且婚姻关乎财产继承、爵位传递，岂容儿戏私定？父母主婚，合乎尊长之权；媒妁为证，杜绝日后争讼。此乃安定之道。至于‘男女之防’，商君之法本就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之类条文，旨在改变戎狄之俗，强化男女之别、夫妇之伦。天幕所说后世理学之严，不过是将此理推向极端罢了。”
普通秦国民众，在繁重徭役和严酷法令之下，婚姻更多是组成生产单位、完成国家赋役任务的方式。“私情”的空间本就狭小，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接受度反而较高，视其为当然之理。但也有少数年轻隶臣妾或平民，在劳作间隙瞥见天幕，心头或许会掠过一丝对“邻村小芳”的模糊想象，随即被现实的沉重压力驱散。
**汉，长安，未央宫侧殿。**
汉武帝刘彻正与几位近臣议事，天幕突现，众人移步观望。看到“程朱理学”字样，刘彻略感困惑，因这是后世概念。但“男女大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内涵，他并不陌生。
“董仲舒，”刘彻看向以倡导“三纲五常”闻名的大儒，“天幕所言后世礼教于男女之别如此苛严，乃至需‘媒妁之言’方可通婚姻，汝之‘夫为妻纲’、‘阳尊阴卑’之论，是否已启其端？”
董仲舒肃然答道：“陛下，臣所言纲常，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男女有别，夫妇有义，自是伦常之本。然‘媒妁之言’，古礼已有，《周礼》设‘媒氏’掌万民之判。其意在防淫佚，正人伦，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至于后世执行或有过苛之处，乃时势使然，非立论之初衷。臣之《春秋繁露》，亦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重在确立秩序，非为禁锢人情。”
刘彻不置可否，转而问一旁的东方朔：“曼倩，你素来诙谐通达，以为此制如何？”
东方朔难得收起嬉笑，略一沉吟，道：“陛下，臣以为，礼法如器，用之贵在得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使婚姻郑重，免于轻率，亦使家族门户得其所宜。然若如天幕所示，苛至男女平日不得交谈，有情亦不可自通，则近乎窒塞人情，反易滋生怨旷与伪诈。窃以为，礼制当为疏导人情、安定家国而设，非为压抑人性而立。我朝去古未远，观《乐府》歌诗，男女相悦之辞犹存，可知圣王之道，亦重人伦之和乐。”
刘彻颔首：“曼倩此言，颇合朕意。礼法不可废，人情亦需体恤。婚姻大事，自当遵父母之命，有媒妁之证，以全礼制，定名分。然男女之间，亦需有合礼之交际，如乡射、社饮、节庆之时，使青年男女得见其仪容举止，父母媒妁亦有所观察依据，岂不两全？一味严防死守，反失‘风化’之本意。”他心中所想，是既要维护儒家倡导的伦理秩序以巩固统治，又要保持社会一定的活力与和谐。汉初去古较近，礼法约束相对后世理学时代，确实留有更多弹性空间。
**唐，长安，东西两市及曲江畔。**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男女交往限制较少。天幕所示内容，在多数唐人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甚至颇为压抑。
“哎呀，后世女子竟这般不自由？连与男子说句话都不成？”一位头戴帷帽、身着艳丽胡服与条纹裤的仕女，在侍女陪同下逛西市，看到天幕，忍不住惊呼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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