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的初冬，是以一种无声而渗透的方式宣告其来临的。它并非北地那般朔风凛冽、大雪纷飞，而是将那秋日的凄风苦雨，熬煮得更加浓稠、更加刺骨。铅灰色的云层仿佛冻结在了天穹之上，低低地压着成都平原残破的脊梁。雨水不再是秋日的绵密，而是化作了细小的、冰冷的针尖，挟着寒风，无孔不入地钻入人的衣甲缝隙，带走最后一丝暖意。沱江水变得浑浊而湍急，呜咽着拍打两岸泥泞的滩涂，水面上偶尔漂过焦黑的木头或辨认不清形状的杂物，诉说着不久前上游发生的劫难。
两岸的稻田，昔日的“天府”象征，如今只剩下一片狼藉的赭褐色。倒伏腐烂的稻秸被雨水反复浸泡，与泥泞纠缠在一起，散发出谷物朽坏特有的、略带酸甜的腐败气息。一些田埂边，新添了歪斜的坟茔，大多是简陋的土堆，有些甚至只是草草掩埋，露出被野狗扒拉过的痕迹。光秃秃的树枝像无数双绝望伸向天空的手，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偶尔有乌鸦成群落下，在田野间寻觅着最后的腐肉，它们的喙叫声，在这片死寂的平原上显得格外刺耳。
就在这片被血与火洗礼后、又被寒意紧紧包裹的土地上，当成都平原在血与火中发出的呻吟渐渐微弱，化作一种压抑的、遍布疮痍的沉默时，来自新郑的旨意和人员，终于如同这冬日里偶尔透出云层的一缕微弱、惨淡的阳光，艰难地穿透层层阻隔，抵达了残破的成都。这光芒并不温暖，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来自权力中心秩序与重建的意志。
首先踏着泥泞进入成都城的，是以新任成都郡郡守韩璜为首的大批“南下干部”。这支队伍约百余人，大多身着略显单薄却浆洗得笔挺的深色官袍，与周围衣衫褴褛的士兵和百姓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大多出身韩国本土的官僚系统或新兴的“实务”学堂，面容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但眼神中却闪烁着一种混合着抱负、警惕与审视的光芒。他们携带的行李中，最醒目的不是个人细软，而是沉重的一捆捆竹简——《韩律》条文、空白的户籍簿册、等待填写的税契，以及绘制精细（但可能已与现状严重不符）的蜀地地图。这些物件，象征着他们重建秩序、将这片化外之地真正纳入大韩版图的使命。
与他们几乎同时到达的，还有给章夫的正式任命书——擢升其为泸州郡郡守，命令他率领汉中军主力，继续南下，平定被西南夷以及溃散叛军占据的泸州、内江等更加偏远、混乱的地区。这既是晋升，也是调离，意味着成都平原乃至蜀地核心区的军事管制阶段即将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套更具长效的文官治理体系。与此同时，新任命的泸州郡尉公仲郢，正带着从汉中征发的最后一批、也是士气最为低落的补充兵员，在泥泞湿滑、危机四伏的蜀道上艰难跋涉，尚未抵达这片是非之地。
十一月的成都，矗立在凄风冷雨之中，城墙多处坍塌，焦黑的痕迹随处可见，如同一个遍体鳞伤的巨人，勉强支撑着不倒。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味道：潮湿的泥土气、未散尽的焦糊味、若有若无的尸臭，以及一种由恐惧、绝望和麻木混合而成的、难以名状的气息。
新任郡守韩璜，披着一件厚重的墨色斗篷，站在残破的城墙上，久久凝视着城内外的满目疮痍。他没有打伞，任由冰冷的雨丝打湿了他的官帽和肩头。他的眉头紧锁，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眼前这幅远比新郑传来的战报更为触目惊心的景象。城墙下，是临时搭建的窝棚区，挤满了面黄肌瘦、眼神空洞的流民。街道上，行人稀少，且都行色匆匆，不敢在外过多停留。一些被焚毁的屋宇只剩下骨架，黑黢黢地洞开着，像骷髅的眼窝。
“郡守大人，这是本月……清理出的逆产清单。”主簿小心翼翼地呈上一卷沉甸甸的竹简，声音在寒风中有些发颤。
韩璜接过，缓缓展开。竹简上的字迹工整而冰冷，列着长长的清单：田亩、宅院、商铺、工坊、矿山、盐井……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令他越看越是心惊。这哪里是什么“逆产”，这几乎是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财富！汉中军在短短数月内，以剿逆之名，行刮地皮之实，其酷烈程度，远超他此前的想象。
“这些……经查实，都是确凿的逆产？”韩璜沉声问道，目光依旧停留在竹简上，语气平静，却带着无形的压力。
主簿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几乎耳语道：“回禀郡守，章将军那边定下的章程是……凡是抵抗新政、或与叛军有牵连嫌疑的，其产业皆可视为逆产，予以查抄。这其中……或有牵连过广之处。”
韩璜冷哼一声，没有接话。作为在朝堂历练多年的文官，他深知武力征服易，收服人心难。章夫和汉中军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做法，无异于竭泽而渔，将本可争取的中间力量甚至顺民，都推到了对立面。这满城的萧条与死寂，这田野间的荒芜与坟茔，便是明证。他仿佛能听到，在这片看似臣服的土地之下，那无数被夺去家园亲人的幸存者们，心底深处压抑着的、如同这沱江水般呜咽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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