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的讲解在庄严肃穆的大殿中持续了约莫半个时辰。他声音清越，吐字清晰，引经据典如数家珍，显露出深厚的学问功底。只见他时而援引《尧典》阐述选贤任能之道，时而借用《洪范》说明治国纲常，努力将《尚书》中那些古朴恢弘的治国理念，与韩国当下财政拮据等现实积弊巧妙勾连。虽然其中不免有些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处，但其言辞恳切，态度虔诚，倒也令部分崇尚儒学的官员听得如痴如醉，不时抚须颔首，面露赞许之色。
殿角那尊巨大的青铜兽首火盆中，上好的银霜炭已被内侍悄无声息地更换过一次。新添的炭块在余烬中渐渐烧透，散发出更为持久稳定的热量，将殿内这片空间烘托得暖意融融。然而这暖意仿佛被无形的界限所束缚，始终无法真正驱散那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的寒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紧闭的雕花窗棂上，原本细微的冰棱花纹此刻已悄然凝结增厚，如同某种不断生长的白色苔藓，正以一种固执而冰冷的姿态，向内窥探着殿内的“温暖”与“争论”。偶尔有寒风从窗隙钻入，带动烛火微微摇曳，在光洁的金砖地面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御座之上，韩王牛马任起初尚能维持着端正的坐姿，目光专注地落在孟轲身上，做出认真聆听的姿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孟轲所宣讲的内容，大多仍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却又大而无当的仁政、王道、德治，如同隔着一层缥缈的纱幕观看风景，美则美矣，却触手难及。一旦涉及如何切实解决国库日益见底的困难，如何应对周边列国愈发激烈的军事竞争与外交倾轧，如何化解国内盘根错节的旧贵族势力对改革的掣肘等具体而微、却又迫在眉睫的难题时，孟轲的言辞便总是如同遇到礁石的溪流，自然而然地绕开，重新汇入“修身”、“齐家”、“仁心”、“德化”那片看似广阔无边、实则缺乏具体路径的古老河床。
年轻的韩王，眼神渐渐有些涣散。他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在铺着明黄锦缎的御案上轻轻划动，指尖感受着丝绸的细腻与冰冷。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飘向那被窗棂冰花和窗外持续的风雪所模糊的天空，思绪似乎挣脱了这沉闷的殿堂，飘回了不久之前与墨大夫、于翠等心腹重臣密商币制改革的那个下午。那些围绕着铜铅锡配比优劣的激烈争论，那些对可能受损的铸币世家、地方豪强等利益集团细致入微的剖析与应对策略，那些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冰冷而坚硬的数字与逻辑……这一切，远比此刻回荡在殿中的、关于“仁义”的古老空谈，更来得真切、紧迫，也更具有一种撼动现实的力量。
当孟轲的讲席进行到《尚书·伊训》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一句时，他正沉浸在对经文的详细阐释之中，着力描绘“上帝”之威严莫测，天道之运行无常，以此谆谆告诫君王须时刻保持警惕与敬畏，励精图治，施行善政，方能得到上天的眷顾与庇佑。
“上帝……”韩王牛马任忽然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声音很轻，却如同冰珠落玉盘，在孟轲抑扬顿挫的宣讲中显得格外突兀。他原本有些涣散的眼神瞬间聚焦，闪过一丝锐利而清醒的光芒，仿佛暗夜中划过的闪电。他抬起手，做了一个简洁而明确的手势，打断了孟轲那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的阐释。
“孟先生，”韩王的声音清晰地响起，打破了殿内持续了近半个时辰的单方面讲授所带来的沉闷气氛。这声音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所有官员，无论之前是否走神，此刻皆精神一振，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知道经筵中最为关键、也往往最富机锋的论辩环节，即将开始了。“寡人有一问，欲向先生请教。”他的语气保持着对讲官的基本尊重，但措辞间已带上了君王垂询的意味，“夫子方才所言‘上帝’，指的应是我诸夏自古敬奉的昊天上帝吧？依古礼记载，昊天上帝，高踞苍穹，掌控风雨雷电，四时更迭，乃至人间王朝战争的胜负，邦国的兴衰，乃至君王个人的命运前程，最终也由他老人家裁决。你引用的这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便是阐述这个意思，告诫寡人须顺天应人，对么？” 他的问题看似只是对经义的确认，寻常无奇，但话语深处，却隐隐带着某种预设的陷阱与探究的意图。在他的脑际，一些零碎的记忆碎片闪烁不定，似乎关联着另一个时空维度里，明末那位名为徐·保罗·光启的士大夫，·用来自泰西的基督教“上帝”概念，来替换、覆盖这华夏固有语境中的“上帝”。那是一种文化根基层面的篡改与侵蚀，其心可诛。
孟轲虽觉大王此问来得有些突兀，打断了既定的讲经节奏，但仍在自身所熟悉的儒学框架内从容应对。他面向御座，恭敬地躬身一礼，答道：“殿下明鉴，学识渊博，正是此意。《尚书·泰誓》篇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君王乃上天所立，代天牧养万民，故其一言一行，须时刻体察天意，躬行善政，如此方能上邀天眷，国祚绵长。”他的回答中规中矩，引证恰当，将君权神授与君王责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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