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光绪四年（1878年）的肃州，已经能感受到早春的气息，但左宗棠心头压着的，却是一块比天山雪更冷、更硬的寒冰。南疆八城的捷报墨迹早已干透，西域万里，除了一隅，已尽复版图。那一隅，便是伊犁。
伊犁，天山北麓的明珠，新疆最富饶的地区，素有“塞外江南”之称。这里不仅是清廷在新疆曾经的统治中心（伊犁将军驻地），更是通往中亚的战略锁钥。然而，自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以“代清廷收复、并为保障边境安宁”为名，出兵强占伊犁以来，已过去七年。七年间，俄国人非但没有如约交还的迹象，反而增兵筑垒，移民垦殖，将伊犁九城视为己有，俨然要永久吞并。
南疆平定后，清廷于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派遣吏部右侍郎、署理盛京将军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索还伊犁。朝野上下，无不寄予厚望。
左宗棠对崇厚出使，却始终抱有深深的疑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俄人贪狡，素无信义。以口舌争之，犹与虎谋皮。必以兵威为后盾，方有交涉之资。”他反复上奏朝廷，强调：“武事不竞，则外交不强。宜于新疆陈列重兵，示以必战之势，则议者易于转圜。”他建议在谈判期间，积极整军备战，陈兵边境，给俄国人施加实实在在的压力。
然而，崇厚在圣彼得堡的谈判，却一步步滑向深渊。这位缺乏外交经验、对新疆情势和俄国野心了解不清的钦差，在俄国人的威逼利诱和花言巧语下，竟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擅自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又称《交收伊犁条约》）。
条约内容传回国内，举国震惊，舆论哗然！根据此约，中国虽名义上收回伊犁城，但割让伊犁西境、南境大片战略要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及通往南疆的险要山口）；赔偿俄国“代守”兵费五百万卢布；允许俄商在蒙古、新疆全境免税贸易；增开多处通商口岸；俄国可在嘉峪关、吐鲁番等地设立领事馆……这无异于用一座空城，换来了更多的割地、赔款和利权丧失，伊犁实质上已成孤岛，新疆仍被俄国势力包围扼控。
消息传到肃州大营，左宗棠怒发冲冠，一拳砸在案几上，震得茶盏乱跳：“崇厚误国！该杀！” 他痛心疾首，仿佛看到林则徐当年扞卫的国土，又要被这群昏聩之徒断送。他立即奋笔疾书，向朝廷上《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痛斥条约之危害：“是收还伊犁，与不收回等，或尚不如不收之为愈！” 他坚决主张：“必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即，外交谈判必须强硬，同时做好不惜一战的军事准备。
朝野“清流”官员和爱国士绅也群起反对，要求严惩崇厚，改派使臣，重新谈判。在巨大的压力下，清廷将崇厚革职拿问，定为斩监候，并拒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同时，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次子）为钦差大臣，赴俄重新交涉。
但所有人都明白，要让已经到嘴的肉吐出来，俄国绝不会轻易就范。新的谈判，注定更加艰难。俄国一面在外交上恫吓，一面调集兵力，在伊犁增兵，并派军舰到中国沿海示威，战争阴云笼罩。
正是在这战和未定、国事艰危的关头，左宗棠做出了那个震撼天下、流传千古的决定。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肃州大营。左宗棠召集麾下主要将领和幕僚。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须发如雪，但腰板挺直，目光如电，声音洪亮。
“诸君，”他扫视众人，缓缓开口，“崇厚昏聩，订约辱国。今曾侯（曾纪泽）使俄，如入虎穴，与彼周旋。然俄人素恃强凌弱，若无实力为后盾，徒以口舌争之，无异与虎谋皮，必重蹈覆辙。”
他站起身，走到大幅西北地图前，手指重重落在哈密的位置：“我决意，移营哈密！”
帐中一阵轻微的骚动。哈密，已是新疆东大门，再往西，便是气氛紧张的北疆前线。以钦差大臣、陕甘总督之尊，年近古稀，亲临前敌，这决心非同小可。
左宗棠接下来的话，更是石破天惊：“此行，非为游览。老夫已命人打造上好棺木一口，随军载行。”
“大帅！”几位将领忍不住惊呼出声。
左宗棠抬手制止，神色无比肃穆，一字一句道：“伊犁乃我国土，尺寸不可让人。俄人若仍恃强耍赖，妄图久占或勒索更多，则国家唯有决战一途。老夫受国厚恩，总督陕甘，督办新疆军务，收复旧疆乃分内之责。今交涉至艰之时，非以死战之志，不足以慑敌胆、壮国威、助曾侯一臂之力！老夫此去哈密，便已决意：若交涉破裂，俄人拒不归还，或要挟过甚，则老夫当率三军，与俄决一死战，马革裹尸，亦无所憾！此棺，便是明志！”
帐内一片寂静，唯有粗重的呼吸声。所有人都被统帅这以身许国、视死如归的磅礴气概所震撼。一股悲壮而豪迈的情绪，在每个人胸中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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