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开平三年,春。
春雨连绵,赣水的水位涨了数尺,将两岸的滩涂尽数淹没,浑浊的江水裹挟着新生的绿意,奔腾不息。对于洪州的农人而言,这是一场及时而珍贵的春霖,预示着一个丰收的年景。而对于新生的洪州政权来说,这场春雨,也同样在滋润着它那刚刚扎下的、脆弱却充满活力的根基。
节度使府,内府西侧一间专门辟出来的院落,挂上了“检籍司”的木牌。此地已成为整个洪州官场瞩目的焦点,甚至比张虔裕治下的左厢军府更令人敬畏。院内来往的,多是些面容严肃、步履匆匆的年轻文吏,他们手中捧着一卷卷来自各州县的黄册、鱼鳞图册,神情专注,不苟言笑。
主屋内,钱元华一身素色襦裙,未施粉黛,正俯身在一张巨大的案几前。案上铺的并非诗词画卷,而是吉州安福县的田亩清丈图。她手执一支朱笔,将几处颜色、地块明显有异的区域圈出,又与旁边一册记录盐铁专卖消耗的账簿相互比对,秀眉微蹙。
“锦书,取去岁安福县令高升的考评文书来。”她的声音清冷,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
侍女锦书应声而去,片刻后捧回一卷文书。钱元华展开细看,嘴角泛起一丝冷笑。文书上对那高县令的评价极高,称其“劝课农桑,境内大治”。
“好一个‘境内大治’。”她将那份文书轻轻放在圈出的地图旁,两相对照,其间的讽刺不言而喻。地图上,数千顷本该属于官府的膏腴之地,被巧妙地分割、伪装,登记在了几个当地大姓的族产名下;而盐铁账簿则显示,安福县的实际人口消耗,远高于户籍上登记的数目。
这意味着,数万“隐户”与大片“隐田”,就在这位“能吏”的眼皮子底下,被几个地方豪强悄无声息地吞掉了。他们不纳税,不服役,却消耗着官府的资源,产出的财富尽归私囊。
“王妃,李判官求见。”挽墨在门外轻声通报。
“请他进来。”
李嵩快步入内,他如今对这位王妃已是心服口服,行礼道:“王妃,方才接到密报,我检籍司派往袁州清吏的队伍,被当地豪族吴氏纠集乡民围堵,领队的小吏被打伤,账册也被抢了去。袁州刺史托病不出,显然是与吴氏沆瀣一气。”
钱元华并未动怒,只是将安福县的案卷推到李嵩面前:“袁州之事,意料之中。你先看这个。”
李嵩疑惑地看去,只一眼,脸色便沉了下来:“安福高氏、刘氏……他们好大的胆子!这……这几乎占了全县课税田亩的三成!”
“不止,”钱元华声音平静,“这三成,是他们去年一年侵吞的。往前追溯,数目只怕更为惊人。一个安福县如此,一个吉州、一个抚州,乃至洪州本地,又有多少这样的硕鼠?新法推行,触及的便是这些人的命根子。他们若不反抗,那才是怪事。”
李嵩忧心忡忡:“可如此一来,地方豪强群起抵制,我等虽有军力,但若处处用兵,恐地方不稳,新政亦难以为继啊。”
“所以,需杀鸡儆猴。”钱元华眼中闪过一丝与其温婉外表截然不同的决绝,“而且,这只鸡,要选最肥、最壮、最以为我们不敢动的那一只!”她的手指,重重地点在了“袁州吴氏”的卷宗之上。
长江中下游,彭蠡湖口。
淮南水师的“艨艟”战舰如同一座座移动的水上堡垒,船体漆黑,舰首包着厚厚的铁皮,高大的桅杆上,悬挂着“徐”字帅旗。数十艘战船结成阵势,彻底封锁了自鄱阳湖入长江的主航道。
水师都指挥使严忠,正立于旗舰的望楼之上,用单筒望镜观察着江面。他是个经验丰富的水将,皮肤被江风吹得黝黑,眼神如同江鸥般锐利。
“都头,看东边!有船队过来了!”一名了望兵高声示警。
严忠举镜望去,只见远处江天一色间,十数艘帆影由远及近。船体不大,是典型的商船,但都悬挂着吴越王钱氏的旗帜。
“传令,左翼两艘‘海鹘’船上前,鸣号示警,令其停船检查!”严忠冷冷下令。
两艘更为迅捷的“海鹘”快船如同离弦之箭,划开江面,迅速截住了商船队的去路。刺耳的螺号声响彻江面。
吴越商船上,管事的是个姓黄的杭州商人。他见淮南水师战船拦路,心中暗道不妙,却也只能强作镇定,命船队下锚,自己则乘一叶小舟,来到淮南旗舰之下,高声喊话:“在下吴越杭州黄氏商队,奉吴越王令,运送一批丝绸瓷器前往江州贩售,有勘合文书在此。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一名军官将他的文书用吊篮取上。严忠接过一看,冷笑一声,将文书扔在甲板上:“江州?我看你们是想进鄱阳湖,去洪州资敌吧!”
“将军冤枉!”黄管事大惊失色,“我等皆是守法商人,岂敢……”
“少废话!”严忠厉声打断他,“徐帅有令,为防逆贼刘澈勾结外敌,自即日起,所有未经淮南许可之船队,不得擅入鄱阳湖!来人,将这几艘船的货物,尽数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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