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台上的那盆绿萝，又抽出了一片新叶，嫩黄绿的颜色，在喀什春日越来越明亮的阳光底下，薄得几乎透明，能看清里面纤细的脉络。我坐在阿以旺靠近门口的老位置，膝盖上摊着周婉昨晚整理好的、厚厚一沓关于“古丽之家”这几年走过的路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空气里有细小的灰尘在光柱里跳舞，混合着艾尔肯那边飘来的、新练泥料的土腥气，还有阿娜尔古丽小泥炉上炖着的药茶味，苦涩里带着一丝回甘。
安静。但这种安静，和冬天那种向里收缩、沉潜的静不一样。这是一种饱胀的、仿佛能听见生长声音的静。艾尔肯在对面工作台，对着几块颜色迥异的矿物标本已经发呆了一上午，手指尖无意识地捻着一小撮赭石粉，眼神定定的，好像要看到那石头里面去。阿孜古丽盘腿坐在院当中老杨树下的阴凉里，脚边散着一堆她这两天信手捏的泥巴小玩意儿，有飞鸟，有歪脖子猫，还有个看不出是啥但线条特别畅快的抽象形状，她正拿着个小刻刀，给那只鸟仔细地琢眼睛，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周婉在里间，对着电脑，手指敲键盘的声音又轻又快，像是在给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编织一件细密的衣裳。
一切都好。好得让人心里头踏实，又隐隐觉得，像一张拉满了的弓，有什么东西，快要离弦而出。
这种预感，在下午变成了现实。周婉接了个电话，嗯啊了几句，声音不高，但屋子里其他三个人，连最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艾尔肯，动作都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不是坏事，是一种……新的东西要来的那种空气振动。
挂了电话，周婉没立刻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才看向我们，眼神亮晶晶的，又带着点惯有的审慎。“是之前联系过的那家非遗保护基金会，”她声音平稳，但尾音微微上扬，“他们那个纪录片项目，定了。导演和一个小队，下个月初进来。”
“拍我们？”阿孜古丽第一个跳起来，手里的泥鸟差点摔了，脸上是藏不住的兴奋和一点点慌，“真的啊？就是电视上那种，扛着大机器，跟着你拍？”
“嗯。”周婉点头，“主要是记录性的，想拍最真实的状态。导演姓秦，邮件里说，希望尽可能不打扰我们正常生活和创作。”
阿娜尔古丽一直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里一只老陶杯，这时才抬眼，目光扫过我们每个人，最后落在周婉脸上：“怎么个拍法？拍多久？”
“初步计划是跟拍半个月到二十天。导演说，他们不是来拍‘作品’多精美，是想拍‘人’，拍手艺后面的活气儿，拍咱们这院子里的日子。”周婉把导演的大致意图转述了一下，听起来，对方是做了功课的，话里带着理解和尊重。
我心里动了一下。镜头。这东西我们不算完全陌生，北京展览，零星的采访，都经历过。但这次不一样，长时间的、深入的跟拍，像一面镜子，要直愣愣地照进我们日常最细微的褶皱里。这光是暖的，还是冷的？是能帮我们看清自己，还是会晃得我们忘了本来该走的路？
我看艾尔肯，他眉头几不可见地蹙了一下，又很快松开，低头继续看他那些石头，但揉捏粉末的手指，节奏好像乱了一点点。他大概是最不喜欢被“看”的人。
阿孜古丽倒是很快从兴奋里回过神，有点担心地问：“那……那我们该干嘛？要不要准备点啥？把我那堆失败的作品收一收？”她指指墙角那堆烧裂了、变形了的泥塑。
“导演特意说了，”周婉语气肯定地重复，“就拍最日常的。该揉泥揉泥，该拉坯拉坯，失败了就拍失败，发呆就拍发呆。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真’字。”
阿娜尔古丽轻轻“嗯”了一声，把擦好的杯子放回原位，发出清脆的一声磕碰。“既然是面镜子，那就让人家照吧。咱们是啥样，就啥样。心里头干净，就不怕人看。”她这话，像是说给阿孜古丽听，也像是说给艾尔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
话是这么说，但接下来的几天，院子里的空气还是起了点微妙的变化。倒不是紧张，是一种……不自觉的“整理”。阿孜古丽把她散落各处的工具归置得整齐了些；我发现自己走过院子时，会下意识地把歪了的扫帚扶正；连艾尔肯，把他那堆宝贝试片按釉色深浅重新排了一遍。周婉还是处理邮件、整理资料，但晚上她灯熄得比平时晚了些。
这是一种本能，像客人来之前，总会顺手把桌子擦一擦。不是刻意装扮，是一种礼数，也是对自身空间的某种确认。
只有阿娜尔古丽，纹丝不动。她还是那个点起床，生火，煮茶，慢悠悠扫地，侍弄她那几盆长得不怎么样的花草，对着买提大叔的旧笔记一坐就是半天。她的稳，像压舱石，慢慢地把那点因为“被注视”而泛起的涟漪，又给抚平了。
真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每个人应对这面即将到来的“镜子”的方式，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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