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中平原的秋，总裹着新郑大枣的甜香，漫过薛店镇连片的枣林。黄河故道的沙土养出的灰枣，红玛瑙似的挂在枝头，风一吹，就晃落满地的甜香。镇西头的枣林里，立着一座新立的墓碑，碑前摆着一篮刚摘下的红枣，还有半瓶烧刀子，碑上刻着“高公长庚之墓”，落款是妻秀莲、女念庚。墓碑的影子落在连片的枣林里，像一场迟到了十年的告慰。
这是2022年的深秋，距离高长庚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十年前的腊月，年关将近，薛店镇的枣农们都等着卖完最后一批枣，回家过年。那年的新郑大枣收成极好，尤其是高长庚家的二十亩枣林，出的灰枣肉厚核小，甜得齁人，是广州、深圳那边客商抢着要的好货。
高长庚那年三十六岁，是薛店镇出了名的实在人。他种了十几年枣，从几亩薄田做到了镇上小有名气的红枣收购商，不仅自己种枣，还帮着村里的乡亲们把枣卖到外地，从不压价，从不缺斤短两，十里八乡的枣农，都愿意把枣交给他卖。村里人都说，长庚这孩子，心善，实诚，将来必有大出息。
那年冬天，广州的老客商给高长庚打了电话，说要一批顶级的新郑灰枣，量很大，让他亲自带样品和合同过去，顺便把前一批的五十万货款结回来。高长庚又喜又愁，喜的是这笔生意做成了，村里乡亲们一年的辛苦就都有着落了，愁的是广州路途远，年底治安乱，他一个人带着几十万货款，心里不踏实。
就在他犯愁的时候，同村的张保民找上门来了。
张保民和高长庚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也做红枣生意，只是生意做得一直不温不火，眼瞅着高长庚的生意越做越大，心里早就嫉妒得红了眼。可他面上却做得滴水不漏，天天长庚长、长庚短地喊着，一口一个“哥”，比亲兄弟还亲。
“哥，你去广州，我跟你一起去！”张保民拍着胸脯，笑得一脸憨厚，“咱俩搭伴，路上有个照应，我也正好去广州看看市场，开开眼界。你放心，路上的吃喝住行，我都包了，绝不给你添乱！”
高长庚看着发小一脸真诚，心里的石头瞬间落了地。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兄弟情分，张保民跟他光屁股长大，他从来没对他有过半分防备。他笑着拍了拍张保民的肩膀：“好兄弟，那就辛苦你跟我跑一趟了。等生意成了，哥给你包个大红包！”
“哥，你跟我还说这个！”张保民笑着摆手，眼里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翳。
腊月十二，天刚蒙蒙亮，高长庚和张保民就背着行李，揣着收枣的合同、样品，还有银行卡，坐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临走前，高长庚抱着三岁的女儿念庚，亲了又亲，跟妻子秀莲说：“媳妇，等我回来，咱们把村里的路修一修，再给念庚报个最好的幼儿园，好好过个年。”
秀莲帮他理了理棉袄的领子，反复叮嘱：“路上小心点，跟保民互相照应着，钱不重要，人平平安安回来最重要。”
“放心吧，没事的。”高长庚笑着挥了挥手，转身跟着张保民上了车。
秀莲站在村口，看着车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一眼，竟是她和丈夫的最后一面。
火车一路南下，三天后，两人到了广州。高长庚带着样品，去了客商的档口，生意谈得出奇的顺利，客商对样品非常满意，当场就签了来年的供货合同，还把前一批的五十万货款，一分不少地转到了高长庚的银行卡里。高长庚心里高兴，当晚就在广州的酒楼里摆了一桌，请张保民和客商一起吃饭，喝了个痛快。
可从那天起，秀莲就再也联系不上高长庚了。
电话打过去，永远是无法接通，发出去的消息，石沉大海。秀莲急得满嘴燎泡，天天守在村口，等着丈夫回来，可眼看着年关越来越近，腊月二十八了，还是没有高长庚的半点消息。
就在秀莲快要崩溃的时候，张保民一个人回来了。
他衣衫褴褛，一脸憔悴，进了村就直奔高家，一进门就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嫂子！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没看好长庚哥！”
秀莲的脑子“嗡”的一声，浑身的血都凉了，抓着张保民的胳膊，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保民，你长庚哥呢？他在哪？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长庚哥他……他跑了！”张保民哭着说，“到了广州，生意谈成了，客商把五十万货款打给了他，他就变了！他说在广州认识了个女人，不想回河南了，不想守着这穷枣林，不想跟你过了！我劝了他好几天，跟他吵，跟他闹，他根本不听，还把我打了一顿，拿着钱，跟着那个女人跑了！我找了他十几天，把广州翻了个遍，都没找到他，身上的钱也花光了，只能一个人回来了……”
这话像一道惊雷，炸在了高家，也炸在了整个薛店镇。
村里人瞬间炸开了锅。一开始还有人不信，说高长庚不是那种人，可张保民说得有鼻子有眼，连高长庚“认识的女人”是哪里人，长什么样，都说得清清楚楚，还拿出了自己被打的伤痕，哭着说自己怎么劝都劝不住。加上高长庚确实杳无音信，银行卡里的五十万，也在到账的第二天，被分多次取走了，没有任何转账记录，只有现金取款的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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