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宗玉一页页翻着卷宗，眉头越皱越紧。他办了十几年的案子，见过无数的失踪案，卷宗里的疑点，一眼就能看出来。
第一，高长庚失踪前，生意顺利，家庭和睦，没有任何债务纠纷，没有感情破裂的迹象，没有任何突然失联、抛妻弃子的动机。
第二，唯一的证人，只有和他一起去广州的张保民，所有关于“卷款私奔”的说法，都出自张保民一人之口，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佐证，证词里还有多处前后矛盾的地方。
第三，银行卡里的五十万，是现金分批取走的，没有任何转账记录，这不符合一个要私奔的人的行为逻辑——带着大量现金跑路，远不如转账方便，更何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笔钱是高长庚本人取走的。
第四，高长庚失踪后，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张保民。他不仅接手了高长庚的所有客户资源，还靠着那笔钱，发了家，致了富。
“这案子不对劲。”石宗玉放下卷宗，对着身边的民警说，“十年了，失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唯一的证词漏洞百出，当年怎么就这么定了性？”
民警叹了口气：“石队，这案子当年我们也想查，可一点线索都没有，广州那么大，去哪找？张保民又是镇上的名人，人大代表，方方面面都打招呼，时间久了，就只能搁下了。”
石宗玉没说话，只是把卷宗收了起来，眼神里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他这辈子，最不信的就是“悬案”两个字。只要是案子，就一定有线索，只要是罪恶，就一定有痕迹。哪怕过了十年，他也要把这案子查个水落石出，给失踪人一个交代，给家属一个公道。
第二天，石宗玉就带着民警，去了薛店镇，找到了秀莲。
当秀莲听说公安局要重新调查丈夫的案子时，这个十年里没掉过几滴眼泪的女人，瞬间就哭了，双腿一软，差点跪在石宗玉面前。石宗玉连忙扶住她，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看着她眼里的绝望与希望，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
“大姐，你放心。”石宗玉的语气无比坚定，“只要高长庚的案子真的有隐情，我们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哪怕过了十年，我们也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秀莲哭着，把十年前的点点滴滴，把自己心里的怀疑，把张保民这些年的反常，一字一句地，全都告诉了石宗玉。她还拿出了一个旧盒子，里面是高长庚的照片，还有他当年用的一枚铜印章，是他收枣签合同用的，刻着“高长庚印”四个字，还有一块他常年带在身上的枣木牌，上面刻着新郑红枣的字样，是他父亲传给他的。
“石队长，长庚当年去广州，把印章和木牌都带在身上了，他说这是他吃饭的家伙，走到哪都要带着。”秀莲哽咽着说，“如果他真的跑了，不可能不把这些东西带回来，更不可能十年了，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一定是被张保民害了，一定是！”
石宗玉拿着那枚印章的照片，心里沉甸甸的。他对着秀莲点了点头，转身带着民警，开始了全面的调查。
可调查的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
十年时间，物是人非。当年广州的客商，早就转行不做红枣生意了，去了国外，联系不上。当年的银行监控、取款记录，早就超过了保存期限，无从调取。张保民在薛店镇经营多年，人脉广，势力大，石宗玉找村里的人了解情况，大多人都避而不谈，要么就是含糊其辞，显然是怕被张保民报复。
更麻烦的是，张保民知道了公安局重新调查高长庚的案子，立刻动用了自己的关系，到处打招呼，说石宗玉没事找事，翻十年前的旧账，影响他公司的正常经营。甚至还有领导找石宗玉谈话，让他别揪着没影的案子不放，多关注关注现发的大案要案。
队里的同事也劝他：“石队，这案子都十年了，一点证据都没有，根本没法查。张保民现在是市里的名人，咱们犯不着跟他硬刚，不如算了吧。”
“算了？”石宗玉看着同事，眼神锐利，“一个大活人，平白无故失踪了十年，家属申诉了十年，我们是警察，是给老百姓伸冤的，怎么能算了？就算是过了十年，就算是再难查，我也要把真相挖出来！”
他顶着所有的压力，依旧坚持调查。他带着民警，一次次去薛店镇，挨家挨户地走访，终于找到了几个当年和高长庚关系好的老枣农，他们偷偷告诉石宗玉，当年高长庚失踪前，张保民就多次跟人打听，怎么把银行卡里的钱，不通过转账，全部取成现金，还问过广州新塘那边的水库，哪里水深，人迹罕至。
“新塘？”石宗玉的眼睛瞬间亮了。他立刻让人去查，当年高长庚去的广州白云区的档口，离增城区的新塘镇，只有不到二十公里的路程，新塘镇有个新塘水库，是当地最大的水库，水域广阔，水深最深的地方有几十米。
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石宗玉脑子里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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