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照日南郡王封号中的“日南郡”，就是占城国的旧称。而他的官职静海军节度使中的静海军，则是唐朝在咸通七年设立的一个藩镇，用于守护安南地方，以防南诏国的进攻。
历时上镇南都护府的府治在咸通元年、咸通四年两度被南诏国攻破，形势岌岌可危。
其中咸通四年那次镇南都护府治的失陷时间长达三年，直到咸通七年才由唐末名将高骈收复。随后就设立了藩镇静海军以抵御脑抽的南诏国对安南方面的攻势——当时唐诏两国正在进行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战场从四川一直延伸到安南，结果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早就没有多少中央军可用的唐朝依靠一堆割据或半割据的节度使派出的军队把强盛一时的南诏吊起来猛打，使其“屡覆众，国耗虚”，甚至到了征十五岁以下男子为兵的地步。
而南诏本族兵力的枯竭，也给了投靠南诏的汉人清平官郑买嗣发动政变，尽诛南诏王室八百余人，自立为帝，建立大长和国的机会。
唐朝方面，则由于戍守桂林的数百徐州兵因为防守六年无法还乡，群情激愤，发动起义，一路打回徐州，后来又在徐州一带和唐朝官军交战了将近一年，严重消耗了大唐王朝在中原腹地的军事实力。
在庞勋起义被镇压下去没几年，就发生了“王仙芝、黄巢起义”，所以也有人认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不过真要追根溯源，长达数十年的唐诏战争，大约才是真正的祸基所在。
安南脱离中国的祸基，其实也是这场让唐诏两国俱败的长期战争，和是否设立藩镇静海军关系不大。
而朱慈烺思虑再三之后，还是觉得设立藩镇，是目前大明能够使用的最合适的治理殖民地的方法。
要不然还能怎么办？
现在大明朝廷的直辖地盘走得是军政分离的路线，巡抚、知府（州）基本上不能干涉军务（除了维持治安的巡标），而总督、提督、总兵也不能干涉地方政务。
另外，总督、提督、总兵只是军区（战区）的负责人，除非有特旨授权，否则他们不能管辖防区内驻扎的模范师（包括师所辖的部队）和其他由大元帅府直接控制的部队，基本上就只能管辖一些模范团——不是所有未编入师的模范团都由总督、提督、总兵管辖，他们只能管其中的一部分。
此外，征兵和训练新兵以及军眷管理这些事情，还有16个将军府管辖——这些将军府理论上是由大元帅府直辖的。虽然将军一职可以由提督兼任，但是将军府和提督司不能合并，必须保持两套班子。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直辖地盘上的军权、政权都被拆得很细，总督、提督、总兵、巡抚、知府、知州这些高官都只能管自己的一摊，互相牵制，谁也没有全权。
这种治理结构保证了大明中央的权威，但同时也降低了地方军政的效率。
在南京周围一两千里距离内，效率降低的幅度还不大——600里加急三四天能到，那么中央两府（内阁府、大元帅府）就能及时加以处置。
但是超出这个距离，管辖起来就有点吃力了！
譬如广东、广西、贵州这三个省，就在“2000里加急圈”外。好在广东、广西现在不是战区，问题也不大——不过大明对两广地方的控制，依旧要弱于处于核心的“两湖四江”。
贵州地盘上拥有大量的土司，归属巡抚直辖的土地很少，田土总数（由贵州巡抚控制）只有几十万亩。说是巡抚，实际上就是个知州。
而川黔总督下面，还管着两个权限很大的节度使司——川东节度使司和川西节度使司。
至于距离更远的陕西，朱皇帝干脆全权委托给了平西、朔方两大藩镇自治。
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辽东了——辽东虽然不在“2000里加急圈”外，但是却要渡海，所以和南京之间的通信往来也不是太方便。
不过辽东省现在只有一个金州府，还是个新设立的“屯田府”，管理起来比较容易。
而且现在驻扎辽东的军队都是中央直辖的模范军，还是轮番驻辽的，比较容易指挥，也就没有必要设立辽东藩镇了。
占城和金瓯这两块地盘，距离南京都过了6000里了，而且还有大段的海路，通信受到季风影响。不设立统管军政、民政，拥有很高的军事和财政权限的藩镇，实在是很难治理的。
而藩镇，其实也不等于对抗中央的割据政权——节度使和巡抚、总督、提督、总兵一样，都是朝廷任命的官员。至于能不能撤换，关键不是在名号，而是要看是否拥有可以对抗朝廷的私兵！
如果文臣巡抚拥有了可以对抗朝廷的私兵，一样是个割据藩镇！
所以在目前大明朝廷所设立的藩镇中，其实也有割据藩镇和忠顺藩镇之分的。
其中平西军、朔方军、东宁军、静海军都是割据藩镇，拥有对抗朝廷的军事实力。不过其中的东宁军只有强大的水军，没有可以对抗模范军的陆军，因此只是理论上可以对抗一下大明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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