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防汛指挥部的大屏幕上，两股数据曲线正在疯狂撕扯。
左边是水库爆破后的实时水位监测——从峰值102米骤降到87米，成功避免了溃坝。右边是玉泉河下游三个村庄的撤离进度条：李家村100%，王家庄98%，最远的赵家屯停在76%。
“赵家屯还有六十七人没撤出来！”值班员对着话筒吼，“大多是老人，不肯走！”
凌晨三点，指挥部里灯火通明。沈墨裹着军大衣坐在角落，面前摆着半碗已经凉透的泡面。炸导流渠后的十二小时，他被临时停职，按规定接受调查组的询问。但赵书记顶住压力，让他留在指挥部“戴罪指挥”。
“沈处长，”调查组的人第五次走进来，“关于你擅自使用军用炸药的事……”
“我知道程序。”沈墨打断他，眼睛没离开屏幕，“等这场危机过去，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现在——”他指向屏幕，“先救人。”
调查组成员对视一眼，退了出去。
凌晨三点十七分，赵家屯的进度条终于跳到100%。指挥部里响起压抑的欢呼声，有人瘫坐在椅子上，有人抹眼泪。
沈墨长舒一口气，这才感觉全身的骨头都在疼。他端起凉透的泡面，刚要吃，指挥部大门被猛地推开。
十七个老人涌了进来。最年轻的也有六十多岁，最老的挂着拐杖，裤腿上全是泥。他们穿着老式中山装或旧军装，胸前别着褪色的水利工作证。
带头的正是当年和沈墨父亲一起修水库的老水利员——赵德柱，七十四岁，腰椎间盘突出严重，走路都费劲，却硬是让儿子开车把他从玉泉县拉了过来。
“沈博士在哪？”赵德柱声音洪亮。
所有人都看向角落里的沈墨。他站起来：“赵大爷，我在这。”
老人们围过来。赵德柱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双手递上：“沈博士，这是玉泉县十七个老水利员联名写的信。我们不会写漂亮话，但句句是真。”
沈墨接过信封。牛皮纸已经泛黄，上面用毛笔工整写着：“呈省委省政府、中纪委调查组：关于沈墨同志紧急情况处置的群众说明。”
他展开信纸。第一行字就让他的眼眶发热：
“我们是玉泉水库的老建设者，也是三十年前那场事故的亲历者。沈建国同志是我们的技术负责人，他的儿子沈墨，我们看着他长大。”
信里详细记录了三十年前的今天——1987年3月16日凌晨，同样面临水库险情。当时年轻的沈建国提出炸上游导流渠的方案，同样被质疑“违规操作”，同样面临处分风险。
“但沈建国说：‘下游三个村两千多人，不能等。’他带着我们十七个人，用三天三夜挖开了导流渠。”赵德柱指着信纸上的签名，“这些手印，就是我们十七个老家伙的见证。”
信纸后面附了当年的工程日志复印件，还有已经发黄的表彰决定——事故处理后，沈建国被追授“抗洪抢险先进个人”，但那份荣誉，他至死没见到。
“三十年前，沈建国救了两千人，背了处分。”赵德柱的声音在颤抖，“三十年后，他儿子又救了两千人，难道还要背处分吗？如果这样，以后谁还敢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指挥部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调查组的人想要说话，赵德柱转身盯着他们：“你们要查程序？好，我告诉你们什么是程序——程序是人定的，但人命比天大！当年要是死守程序，下游三个村早没了！”
他掏出一枚褪色的奖章，别在沈墨胸前：“这是你父亲当年该得的。今天，我们这些老家伙替他给你戴上。”
十七个老人，十七双手，同时举起，敬礼。
沈墨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他想起父亲日记里写过：“水利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让水听话，让人安全。”
现在他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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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医院传来消息：周为民抢救无效去世。
临终前，他对看守的警察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我对不起老沈。”第二句：“水库底下有东西。”第三句，没说完，心脏就停了。
“什么东西？”沈墨问前来报信的警察。
“他只说了‘放射’两个字。”警察调出执法记录仪视频，“然后指着西北方向，就……”
视频里，周为民枯瘦的手指，指向的是玉泉水库原址——三十年前修建水库前，那里是个国营矿场，1978年因“资源枯竭”关闭。
沈墨脑子里警铃大作。他立刻拨通省地质局值班电话：“我要玉泉水库建设前的矿区地质资料，特别是1975到1978年之间的开采记录。”
“现在？档案室还没上班……”
“紧急调阅！就说涉及重大公共安全！”
二十分钟后，资料传真过来了。沈墨翻到1977年的记录时，手指停住了。
那一年，矿区上报“发现稀有金属矿脉”，申请专项勘探资金。但勘探报告显示“矿脉品位太低，无开采价值”，项目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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