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祖宅的地窖门被撬开的瞬间，一股陈年霉味混着铁锈气息扑面而来。
沈墨用手电筒照进去。地窖不大，约十平米，堆满了旧家具和农具。但正中央有个水泥浇筑的方形台子，上面放着一个墨绿色军用保险箱——型号是七十年代末部队配发的那种，厚重得需要两个人才能搬动。
他试了试周振国的生日、周为民的生日，都不对。最后输入父亲出事那天的日期：。
“咔嗒。”
锁开了。
箱子里整整齐齐码放着三样东西：一本皮质封面的日记，一沓用油纸包着的黑白照片，还有一个密封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暗黄色的矿石样本。
沈墨先翻开日记。周振国的字迹潦草，但关键内容触目惊心：
“1977年9月12日。钻孔打到三百米，出矿了！品位8.7%，富矿！但上面规定所有铀矿必须上报国家专营，私自开采要掉脑袋……”
“1977年10月3日。偷偷运出去三吨矿石，找香港中间人联系买家。德国一家公司出价每公斤五百美元，疯了！这一窖矿石值八百多万！”
“1977年12月15日。出事了。矿洞渗水，两个工人出现辐射症状。必须封矿，但已经采出来的十七吨矿石怎么办？埋！就埋在水库选址的正下方……”
沈墨的手在抖。他继续往后翻，翻到1987年：
“3月14日。沈建国那个死脑筋，非要取水库底泥去化验。他要是发现铀污染，我们全得完蛋。必须让他闭嘴。”
“3月15日。安排好了。明天泄洪闸‘意外’故障，制造事故。只要沈建国死在现场，再定个‘责任事故’，一切都能掩盖。”
日记最后一页，是周振国死前三天写的：
“2005年11月7日。病危。这秘密我带进棺材了，只告诉为民。儿子，记住——周家的富贵是拿人命换的，你要守好。”
沈墨合上日记，深深吸了口气。二十八年的冤案，两代人的掩盖，三个村的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辐射了三十年。
他拿起那沓照片。都是在矿洞里偷拍的：工人们赤膊作业，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矿石堆在露天；甚至有一张是周振国拿着盖革计数器，指针已经打到头了，他还在笑。
最后，沈墨看向那个玻璃瓶。标签上写着：“玉泉矿区7号矿脉样本，铀品位9.2%。”
他刚把这些证据装进防辐射袋，地窖口突然传来脚步声。
“沈处？”是姜云帆的声音，“你在下面吗？省委紧急会议，赵书记让你立刻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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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省委常委会议室。
椭圆长桌边坐满了人，但气氛诡异——平时坐在主位的赵书记，今天坐在了左侧。主位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戴着无框眼镜的男人，肩章上是少将军衔。
“这位是国防科工委核应急司司长，陈锐将军。”赵书记介绍，“也是沈墨同志在清华的师兄。”
陈锐站起身，向沈墨点头示意：“师弟，又见面了。上次见面还是导师的追悼会，十年了吧？”
“十一年。”沈墨坐下，“没想到在这里见到师兄。”
“我也没想到。”陈锐打开投影，“凌晨六点接到国家核安全局紧急通报，说永川发现重大放射性污染源。我带队赶到时，监测数据已经触发了红色警报。”
大屏幕上弹出玉泉水库地区的辐射剂量分布图。整片区域被标成深红色，中心剂量超标两百倍。
“铀-238，还有它的衰变产物镭-226、氡-222。”陈锐用激光笔圈出几个点，“更麻烦的是，我们在下游土壤样本中检测到了钚-239的痕迹。”
会议室里一片吸气声。
钚-239。核武器材料。
“这意味着什么？”一位常委问。
“意味着这里埋的不仅是铀矿废料，可能还有更危险的东西。”陈锐看向沈墨，“师弟，你从周家地窖拿出来的证据，能给我看看吗？”
沈墨把日记和照片递过去。陈锐快速翻阅，脸色越来越凝重。
翻到最后一页时，他忽然停住，指着日记边缘一行极小的字：“等等，这是什么？”
沈墨凑过去看。在周振国最后那句话下面，还有一行几乎看不见的铅笔字，像是后来加上去的：
“2007年补记：为民说，德国买家当年给的不仅是钱，还有‘技术援助’。东西埋在最深处，千万别动。”
“技术援助？”陈锐猛地抬头，“马上调取1977年到1978年玉泉矿区的所有外事接待记录！”
五分钟后，记录调出来了。1978年3月，矿区确实接待过一个“德国地质考察团”，团长叫汉斯·施密特。而施密特的另一个身份，是东德斯塔西（国家安全部）对外技术合作处的官员。
“斯塔西……”陈锐的脸色白了，“冷战时期，他们专门帮第三世界国家处理‘敏感物料’。如果周振国当年请他们处理过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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