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盒打开的瞬间，沈墨闻到了四十二年前的墨香。
那份名单的纸张已经泛黄变脆，但父亲的字迹依然清晰有力——那是他从小临摹过无数次的笔迹，每个顿挫转折都刻在记忆里。
名单第一页，七个名字：
1. 许建国（代号“石匠”），永川省建筑商会原会长，已故。
2. 李卫民（代号“园丁”），北京某部委原副部长，退休。
3. 周振国（代号“矿工”），永川科技创新基金创始人，已故。
4. 赵德昌父亲（代号“会计”），永川省原国资委副主任，已故。
5. 刘文山（代号“文书”），永川省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在押。
6. 李建国（代号“影子”），江东省发改委副主任，自杀。
7. 王振华（代号“园丁继任者”），现任职务：********（被黑墨水涂改）
沈墨的手指停在第一个名字上，很久很久。
许建国。
许半夏的父亲，那个在他最艰难时借给他学费、在他和半夏结婚时笑得最开心的老人，那个破产后郁郁而终、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照顾好我女儿”的岳父。
代号“石匠”。
手机震动，是许半夏发来的消息：“墨，孩子们退烧了，妈的精神也好多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沈墨盯着屏幕，眼眶发热。他打了很多字，又全部删除，最终只回了三个字：“今晚回。”
然后他拨通了林定邦的电话：“林书记，名单找到了。但有一个名字……我需要您批准，暂时不对他进行调查。”
“谁？”
“许建国，我岳父，已经去世七年。”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沈墨，你知道这违反原则。”
“我知道。”沈墨的声音很轻，“但我需要先确认一件事——名单上的代号‘石匠’，具体负责什么？如果我岳父真的是‘七人委员会’成员，他为什么会在破产后自杀？这说不通。”
林定邦叹了口气：“我让专案组调取许建国的全部档案。但你记住——如果证据确凿，你必须公事公办。”
“我明白。”
挂断电话，沈墨看着墓碑上父亲的名字。天已经蒙蒙亮，晨雾笼罩着墓园。
“爸，”他轻声说，“如果您在天有灵，告诉我该怎么做。一边是您留下的名单，一边是半夏的父亲……我该怎么选？”
风吹过松林，沙沙作响。
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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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省发改委的会议室里，气氛比墓园还冷。
三省产业协作座谈会进行到第三天，卡在了最关键的问题上：市场准入。
江东省的代表，一位姓孙的副厅长，把文件往桌上一扔：“沈主任，你们永川的企业想来江东投资，我们欢迎。但必须符合我们的标准——员工本地化率不低于70%，采购本地原材料比例不低于60%，税收留在江东不低于80%。”
沈墨看着这三个“不低于”，笑了：“孙厅长，按这个标准，我们永川的企业来了也是死。员工本地化70%，意味着要裁员；采购本地原材料60%，意味着要换供应商；税收留在江东80%，意味着我们永川的财政颗粒无收。那我们还协作什么？不如各干各的。”
孙厅长老脸一红：“这是为了保护本地产业……”
“保护本地产业，不是搞地方保护主义。”沈墨调出数据，“过去五年，三省之间因为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重复建设，浪费了至少八百亿。比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三省各建各的，标准不统一，接口不兼容，结果是谁都用不好。”
他点击屏幕，展示照片：“这是三省交界处的‘充电桩坟场’，三千多个桩子，因为标准不同全成了废铁。八百亿啊，够建多少学校、医院？”
会议室里有人低下头。
“所以我提议，”沈墨站起来，“三省共同制定统一的产业标准、市场准入规则、税收分成机制。具体方案我已经拟好了——”
他分发文件：“第一，设立‘三省产业协同发展理事会’，由三省发改委主任轮流担任主席，所有重大事项投票决定。第二，建立‘三省企业信用共享平台’，一家失信，三省受限。第三，实行‘税收五五分成’——企业在哪里产生税收，就由哪里和注册地各分50%。”
孙厅长皱眉：“这太理想化了……”
“不理想化，怎么打破四十年的壁垒？”沈墨看着他，“孙厅长，我知道您有难处。您昨天私下跟我说，江东省委有些领导不同意放开市场。但您也说了——再不放，江东的企业就要被外省、外国的企业挤死了。”
孙厅长的脸色变了——那是昨天两人私下谈话的内容，沈墨居然当众说了出来。
“我不是在为难您。”沈墨缓和语气，“我是在帮您。您想想，如果三省真能形成产业联盟，我们的企业就能抱团出海，跟长三角、珠三角竞争。否则，我们永远只是内斗的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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