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末的莫斯科，夏末的余温尚未完全消散，白桦林的枝叶间已透出几分清冽的秋意。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在澄澈的晴空下泛着深沉的赭红色，墙下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偶尔有几只灰雀起落，打破片刻的宁静。
这座承载着苏联革命与建设使命的城市，此刻正因一场特殊的典礼而显得格外肃穆——共产国际学院，这所寄托着世界革命希望的学府，即将在今天正式揭开帷幕。
克里姆林宫大礼堂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康米党人陆续抵达，他们中既有刚从西班牙内战硝烟中走出的战士，也有在亚洲殖民地坚持斗争的革命者；有白发苍苍的政党领袖，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骨干。
每个人的胸前几乎都别着一枚镰刀锤头徽章，眼神里带着对信仰的执着与对未来的期许。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彼此用俄语简单交流，或是通过翻译交换着问候，话题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即将举行的开院典礼。
林育荣是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的专车护送下抵达的。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苏军便服，身形略显清瘦，脸色带着长期养病留下的苍白。1938年3月，他在河东抗击旭日前线被友军误伤，子弹洞穿右肺叶，还擦伤了脊椎，损伤了中枢神经，留下了怕风、怕光、怕声音的后遗症。
东煌的医疗条件有限，药品匮乏，尽管医务人员尽心尽力，也难以彻底治愈他的伤病。主席对此十分焦急，与……等同志商议后，决定送他前往苏联治疗，并致电苏布中央和东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恳请尽力为他医治。
同年12月，林育荣与新婚妻子辗转抵达莫斯科，苏布中央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安排他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庄园里，接受最好的医疗和生活待遇。
此刻，汽车缓缓驶入克里姆林宫的宫门，林育荣靠在车窗边，目光平静地掠过红墙内侧的建筑群。他的听觉比常人敏感，远处士兵的脚步声、车辆的引擎声都让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副轻便的耳塞戴上——这是苏联医生为他特制的，能稍稍隔绝外界的喧嚣。
车子停下后，东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早已在门口等候，见到他便快步上前：“育荣同志，主席的电报我们已经转达，斯大林同志特意嘱咐，让你坐在前排就座。”
林育荣微微颔首，轻声道谢。走进大礼堂，内部的景象让他暗自驻足：穹顶高悬的水晶吊灯折射着柔和的光芒，主席台后方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巨幅画像，画像下方是鲜红的共产国际旗帜。
长条木椅上已经坐满了人，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汇聚于此，却因共同的信仰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他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到前排左侧的位置坐下，身旁是几位来自东欧国家的康米党人，他们友善地向他点头致意，林育荣也礼貌地回应。
下午两点整，大礼堂内的灯光骤然亮起，原本低声的交谈声瞬间平息。厚重的胡桃木大门被缓缓推开，一队身着仪仗礼服的红军士兵踏着整齐的正步走入，皮靴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响铿锵有力，如同战鼓在人心头擂动。紧随其后的是苏布中央的核心领导人，而走在最中央的，正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斯大林身着熨帖的卡其色元帅军装，领口的星章熠熠生辉，浓密的胡须修剪得一丝不苟，眼神沉静而威严。他的步伐不快，却每一步都透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当他走到主席台中央坐下时，整个大礼堂仿佛都被一种无形的气场笼罩。
他抬手按了按麦克风，电流的沙沙声过后，那略带沙哑却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便传遍了每个角落：“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共产国际学院的诞生。在这个FXS主义肆虐、世界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刻，这座学院不是普通的学府，而是培养革命骨干的熔炉，是凝聚世界反FXS力量的堡垒。”
台下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林育荣也缓缓抬手鼓掌。他看着主席台上那个身影，心中思绪万千。
“这所学院，面向的是各国康米党领袖推荐的新革命者。”斯大林的声音再次响起，掌声渐渐平息，“你们是各自国家革命的火种，是反FXS斗争的中坚。学院将开设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课程，但我要明确告诉大家，这里没有填鸭式的授课，没有刻板的教材。讲课时间很少，更多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研究、思考、交流。”
这句话让林育荣的精神微微一振。他想起自己多年的作战经历，那些照本宣科的战术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往往难以奏效，真正的胜利来自于对实际情况的精准把握，来自于与士兵的同甘共苦，来自于不断的实践与总结。斯大林的办学理念，恰好契合了他对革命斗争的认知。
“军事课程，会教你们如何在各种形势下组建人民军队，如何开展战争，如何粉碎FXS的围剿。”斯大林的手指重重地敲了敲桌面，“经济课程，会让你们探讨如何在ZB主义的包围中建立属于劳动者的经济体系，如何为革命斗争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文化课程，会让你们明白，思想的武器有时比枪炮更具力量，如何用文化唤醒民众，凝聚人心。但这一切，都只是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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