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末的莫斯科,夏末的余温尚未完全消散,白桦林的枝叶间已透出几分清冽的秋意。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在澄澈的晴空下泛着深沉的赭红色,墙下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偶尔有几只灰雀起落,打破片刻的宁静。
这座承载着苏联革命与建设使命的城市,此刻正因一场特殊的典礼而显得格外肃穆——共产国际学院,这所寄托着世界革命希望的学府,即将在今天正式揭开帷幕。
克里姆林宫大礼堂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康米党人陆续抵达,他们中既有刚从西班牙内战硝烟中走出的战士,也有在亚洲殖民地坚持斗争的革命者;有白发苍苍的政党领袖,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骨干。
每个人的胸前几乎都别着一枚镰刀锤头徽章,眼神里带着对信仰的执着与对未来的期许。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彼此用俄语简单交流,或是通过翻译交换着问候,话题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即将举行的开院典礼。
林育荣是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的专车护送下抵达的。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苏军便服,身形略显清瘦,脸色带着长期养病留下的苍白。1938年3月,他在河东抗击旭日前线被友军误伤,子弹洞穿右肺叶,还擦伤了脊椎,损伤了中枢神经,留下了怕风、怕光、怕声音的后遗症。
东煌的医疗条件有限,药品匮乏,尽管医务人员尽心尽力,也难以彻底治愈他的伤病。主席对此十分焦急,与……等同志商议后,决定送他前往苏联治疗,并致电苏布中央和东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恳请尽力为他医治。
同年12月,林育荣与新婚妻子辗转抵达莫斯科,苏布中央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安排他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庄园里,接受最好的医疗和生活待遇。
此刻,汽车缓缓驶入克里姆林宫的宫门,林育荣靠在车窗边,目光平静地掠过红墙内侧的建筑群。他的听觉比常人敏感,远处士兵的脚步声、车辆的引擎声都让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副轻便的耳塞戴上——这是苏联医生为他特制的,能稍稍隔绝外界的喧嚣。
车子停下后,东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早已在门口等候,见到他便快步上前:“育荣同志,主席的电报我们已经转达,斯大林同志特意嘱咐,让你坐在前排就座。”
林育荣微微颔首,轻声道谢。走进大礼堂,内部的景象让他暗自驻足:穹顶高悬的水晶吊灯折射着柔和的光芒,主席台后方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巨幅画像,画像下方是鲜红的共产国际旗帜。
长条木椅上已经坐满了人,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汇聚于此,却因共同的信仰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他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到前排左侧的位置坐下,身旁是几位来自东欧国家的康米党人,他们友善地向他点头致意,林育荣也礼貌地回应。
下午两点整,大礼堂内的灯光骤然亮起,原本低声的交谈声瞬间平息。厚重的胡桃木大门被缓缓推开,一队身着仪仗礼服的红军士兵踏着整齐的正步走入,皮靴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响铿锵有力,如同战鼓在人心头擂动。紧随其后的是苏布中央的核心领导人,而走在最中央的,正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斯大林身着熨帖的卡其色元帅军装,领口的星章熠熠生辉,浓密的胡须修剪得一丝不苟,眼神沉静而威严。他的步伐不快,却每一步都透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当他走到主席台中央坐下时,整个大礼堂仿佛都被一种无形的气场笼罩。
他抬手按了按麦克风,电流的沙沙声过后,那略带沙哑却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便传遍了每个角落:“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共产国际学院的诞生。在这个FXS主义肆虐、世界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刻,这座学院不是普通的学府,而是培养革命骨干的熔炉,是凝聚世界反FXS力量的堡垒。”
台下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林育荣也缓缓抬手鼓掌。他看着主席台上那个身影,心中思绪万千。
“这所学院,面向的是各国康米党领袖推荐的新革命者。”斯大林的声音再次响起,掌声渐渐平息,“你们是各自国家革命的火种,是反FXS斗争的中坚。学院将开设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课程,但我要明确告诉大家,这里没有填鸭式的授课,没有刻板的教材。讲课时间很少,更多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研究、思考、交流。”
这句话让林育荣的精神微微一振。他想起自己多年的作战经历,那些照本宣科的战术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往往难以奏效,真正的胜利来自于对实际情况的精准把握,来自于与士兵的同甘共苦,来自于不断的实践与总结。斯大林的办学理念,恰好契合了他对革命斗争的认知。
“军事课程,会教你们如何在各种形势下组建人民军队,如何开展战争,如何粉碎FXS的围剿。”斯大林的手指重重地敲了敲桌面,“经济课程,会让你们探讨如何在ZB主义的包围中建立属于劳动者的经济体系,如何为革命斗争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文化课程,会让你们明白,思想的武器有时比枪炮更具力量,如何用文化唤醒民众,凝聚人心。但这一切,都只是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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