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陈念做了另一个决定：将涉及争议的代码模块完全开源，任何人都可以查看、使用、修改。
“既然他们说是‘窃取’，我们就公开所有‘赃物’，”陈念在开源社区发布公告，“欢迎全球开发者审查，看看到底是创新还是抄袭。”
这个大胆的举动，在技术圈引起了轰动。很多之前持观望态度的开发者，开始认真研究未来资本的代码。一些有影响力的技术博客写了分析文章，结论基本一致：代码是原创的，架构是创新的，所谓的“相似”只是通用算法的常见实现。
舆论开始转向。但陈念知道，法律战不会因此结束。这依然是持久战，比拼的是耐力、资源和意志。
五、联盟的欧洲尝试
五月，在新任主席王建华的推动下，联盟开始探索与欧洲企业的合作。
与美国的对抗姿态不同，欧洲对中国技术持相对开放态度。特别是在德国，经历了之前的工会风波后，一些中型企业看到了与中国合作的价值。
“欧洲企业有技术积累，有品牌优势，但数字化转型慢，成本高，”王建华在联盟理事会上分析，“我们有技术方案，有实施经验，成本有优势。这是互补合作。”
他提出了“中欧工业互联网创新联盟”的构想：中国联盟成员与欧洲企业结对，共同开发适合欧洲市场的解决方案；技术共享，市场共建，利益共赢。
“这个想法很好，”陈念作为顾问发言，“但要注意几点：第一，合作要对等，不是技术换市场；第二，要尊重欧洲的规则和文化，特别是数据隐私和劳工权益；第三，要从试点开始，不能一上来就全面铺开。”
王建华采纳了这些建议。五月下旬，他带队访问德国，与三家中型制造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有趣的是，其中一家企业正是之前抵制未来资本技术的汽车零部件厂。经历了罢工风波后，工厂管理层意识到，完全拒绝数字化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技术与人的关系。
“我们学到了一课，”工厂总经理施耐德在接待中国代表团时说，“数字化不是要取代人，而是要赋能人。中国企业的方案考虑了工人需求，这一点比很多欧洲公司做得好。”
王建华回应：“这正是东西方思维的结合。东方强调和谐，西方强调效率。好的技术应该是和谐与效率的统一。”
访问结束后，联盟与三家德国企业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虽然不是大规模的合作，但这是一个重要开端——中国工业互联网技术，开始以平等姿态进入欧洲市场。
陈念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家陪启明玩。小家伙已经会翻身了，趴在垫子上，努力想往前爬。
“启明，你看，”陈念指着世界地图，“爸爸和很多叔叔阿姨一起，把中国技术带到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杨婉走过来，抱着儿子：“他听不懂呢。”
“现在听不懂，以后会懂的，”陈念微笑，“等他长大了，会明白爸爸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
六、百日宴与家庭规划
五月二十日，启明百天。陈家办了简单的百日宴，只请了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
启明穿着红色的小唐装，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轮流抱着，咯咯笑个不停。小家伙长得很快，已经能认出爸爸妈妈，见到陈念就伸手要抱。
宴席上，杨婉父母提出了一个建议。
“陈念，婉婉，我们有个想法，”李淑华说，“启明还小，需要人照顾。婉婉要工作，陈念也忙。我们退休了，有时间。不如让启明一段时间在北京，一段时间在杭州？这样两边老人都能照顾，你们也能轻松点。”
杨婉有些犹豫：“可是启明还这么小，来回跑会不会太折腾？”
“不用来回跑，”杨教授解释，“比如在北京住三个月，在杭州住三个月。我们有房子，环境也好。杭州气候比北京湿润，对小孩皮肤好。”
陈念父母对视一眼，张桂兰先开口：“亲家这个想法是好，就是……我们舍不得孙子。”
陈建国比较开明：“孩子是两家的，不能光在我们这边。而且杭州确实环境好，启明去住住也好。就是孩子小，离开父母会不会不适应？”
陈念思考后说：“爸妈，我觉得可以试试。但不是长时间分开，我们陪着去。比如婉婉可以带着启明在杭州住一个月，我周末飞过去。或者我带着去住一段时间。这样既能让启明体验不同的环境，又不离开父母。”
杨婉点头：“这个方案好。我正好在杭州有项目，可以带着启明去住一段时间。陈念你忙的时候，我爸妈可以帮忙照顾。”
两家老人同意了。其实他们明白，最终的决定权在陈念和杨婉手里。提建议是出于关心，但不会强求。
百日宴结束，客人散去。启明玩累了，在婴儿车里睡着了。陈念和杨婉在阳台上收拾。
“陈念，你觉得这样安排好吗？”杨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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