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陈念做了另一个决定:将涉及争议的代码模块完全开源,任何人都可以查看、使用、修改。
“既然他们说是‘窃取’,我们就公开所有‘赃物’,”陈念在开源社区发布公告,“欢迎全球开发者审查,看看到底是创新还是抄袭。”
这个大胆的举动,在技术圈引起了轰动。很多之前持观望态度的开发者,开始认真研究未来资本的代码。一些有影响力的技术博客写了分析文章,结论基本一致:代码是原创的,架构是创新的,所谓的“相似”只是通用算法的常见实现。
舆论开始转向。但陈念知道,法律战不会因此结束。这依然是持久战,比拼的是耐力、资源和意志。
五、联盟的欧洲尝试
五月,在新任主席王建华的推动下,联盟开始探索与欧洲企业的合作。
与美国的对抗姿态不同,欧洲对中国技术持相对开放态度。特别是在德国,经历了之前的工会风波后,一些中型企业看到了与中国合作的价值。
“欧洲企业有技术积累,有品牌优势,但数字化转型慢,成本高,”王建华在联盟理事会上分析,“我们有技术方案,有实施经验,成本有优势。这是互补合作。”
他提出了“中欧工业互联网创新联盟”的构想:中国联盟成员与欧洲企业结对,共同开发适合欧洲市场的解决方案;技术共享,市场共建,利益共赢。
“这个想法很好,”陈念作为顾问发言,“但要注意几点:第一,合作要对等,不是技术换市场;第二,要尊重欧洲的规则和文化,特别是数据隐私和劳工权益;第三,要从试点开始,不能一上来就全面铺开。”
王建华采纳了这些建议。五月下旬,他带队访问德国,与三家中型制造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有趣的是,其中一家企业正是之前抵制未来资本技术的汽车零部件厂。经历了罢工风波后,工厂管理层意识到,完全拒绝数字化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技术与人的关系。
“我们学到了一课,”工厂总经理施耐德在接待中国代表团时说,“数字化不是要取代人,而是要赋能人。中国企业的方案考虑了工人需求,这一点比很多欧洲公司做得好。”
王建华回应:“这正是东西方思维的结合。东方强调和谐,西方强调效率。好的技术应该是和谐与效率的统一。”
访问结束后,联盟与三家德国企业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虽然不是大规模的合作,但这是一个重要开端——中国工业互联网技术,开始以平等姿态进入欧洲市场。
陈念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家陪启明玩。小家伙已经会翻身了,趴在垫子上,努力想往前爬。
“启明,你看,”陈念指着世界地图,“爸爸和很多叔叔阿姨一起,把中国技术带到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杨婉走过来,抱着儿子:“他听不懂呢。”
“现在听不懂,以后会懂的,”陈念微笑,“等他长大了,会明白爸爸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
六、百日宴与家庭规划
五月二十日,启明百天。陈家办了简单的百日宴,只请了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
启明穿着红色的小唐装,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轮流抱着,咯咯笑个不停。小家伙长得很快,已经能认出爸爸妈妈,见到陈念就伸手要抱。
宴席上,杨婉父母提出了一个建议。
“陈念,婉婉,我们有个想法,”李淑华说,“启明还小,需要人照顾。婉婉要工作,陈念也忙。我们退休了,有时间。不如让启明一段时间在北京,一段时间在杭州?这样两边老人都能照顾,你们也能轻松点。”
杨婉有些犹豫:“可是启明还这么小,来回跑会不会太折腾?”
“不用来回跑,”杨教授解释,“比如在北京住三个月,在杭州住三个月。我们有房子,环境也好。杭州气候比北京湿润,对小孩皮肤好。”
陈念父母对视一眼,张桂兰先开口:“亲家这个想法是好,就是……我们舍不得孙子。”
陈建国比较开明:“孩子是两家的,不能光在我们这边。而且杭州确实环境好,启明去住住也好。就是孩子小,离开父母会不会不适应?”
陈念思考后说:“爸妈,我觉得可以试试。但不是长时间分开,我们陪着去。比如婉婉可以带着启明在杭州住一个月,我周末飞过去。或者我带着去住一段时间。这样既能让启明体验不同的环境,又不离开父母。”
杨婉点头:“这个方案好。我正好在杭州有项目,可以带着启明去住一段时间。陈念你忙的时候,我爸妈可以帮忙照顾。”
两家老人同意了。其实他们明白,最终的决定权在陈念和杨婉手里。提建议是出于关心,但不会强求。
百日宴结束,客人散去。启明玩累了,在婴儿车里睡着了。陈念和杨婉在阳台上收拾。
“陈念,你觉得这样安排好吗?”杨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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