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总，您看，”随行的王晓东指着街边一家五金店，“这些工具很多都是中国制造。东南亚是中国制造的重要市场，也是中国技术走出去的第一站。”
陈念点头：“是啊，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产业互补。东南亚应该是我们国际化的优先方向。”
三、新职务与新责任
四月下旬，陈念接到正式通知：他被增补为国家工业互联网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这个任命意义重大。专家委员会主任由一位院士担任，副主任通常由资深专家或大型国企负责人担任。陈念作为民营企业家、年轻一代代表，能获此职务，显示了国家对他的认可和期望。
第一次以副主任身份参加会议，陈念有些紧张。会议室里坐着的都是行业泰斗，最年轻的也比他大二十岁。
主持会议的是吴院士，陈念的研究生导师。“小陈，别紧张，”吴院士看出他的拘谨，“让你来不是当摆设，是要你发声。年轻一代的想法很重要，工业互联网的未来在你们手里。”
会议讨论的是《行动计划》的实施细则。各位专家就标准制定、资金分配、项目评审等具体问题发表意见。
轮到陈念发言时，他深吸一口气：“各位前辈，我从企业角度谈几点建议。第一，政策支持要精准，不能‘撒胡椒面’。应该重点支持有核心技术、有市场前景、有团队能力的企业。”
“第二，标准制定要开放，不能闭门造车。应该邀请企业参与，特别是中小企业代表。标准好不好，最终要看企业用不用。”
“第三，人才培养要务实。工业软件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工艺的复合型人才。建议推动校企合作，让学生有机会到工厂实习，工程师有机会到高校进修。”
他的建议务实具体，获得了不少赞同。会后，几位老专家主动找陈念交流，说“年轻人有想法，好”。
但陈念也感到了压力。副主任不是荣誉头衔，是实实在在的责任。他要参与行业规划，评审重大项目，协调各方利益。这需要更广的视野，更高的站位，更谨慎的决策。
晚上回家，陈念把任命文件拿给杨婉看。“婉婉，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杨婉仔细看了文件，握住他的手：“陈念，这是国家对你的信任。你能胜任的，我相信你。”
“可是我怕做不好，”陈念坦诚地说，“以前我只管自己公司的事，现在要参与整个行业的发展。一个建议，一个决策，可能影响很多企业。”
“那就更谨慎，更负责，”杨婉说，“但不要怕。你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有判断力，有格局。只要出于公心，为行业发展着想，就大胆去做。”
启明这时哭了，要喝奶。陈念抱起儿子，一边喂奶一边思考。怀中的这个小生命，让他明白了什么是责任——不只是对家庭的责任，还有对行业、对国家的责任。
四、诉讼升级
四月底，美国诉讼出现新变数。
“数字安全联盟”向法院提交了补充证据，其中包括一份据称是未来资本前高级工程师的证词。这位工程师声称，他在职期间“亲眼看到”技术团队“逆向工程”美国软件，并将代码“修改后融入自主产品”。
“这个人是谁？”陈念在紧急会议上问。
王晓东调出档案：“李维，2019年入职，2021年底离职。离职原因是业绩不佳被优化。离职时签了保密协议，领了补偿金。”
“他为什么要作证？”
“我们调查了，”王晓东说，“他离职后去了美国，现在在一家美国软件公司工作。很可能对方承诺了绿卡或高额报酬。”
周明远愤怒地说：“这是出卖！为了个人利益，污蔑老东家！”
陈念相对冷静：“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关键是怎么应对。施密特律师怎么说？”
“施密特说情况变得复杂了，”王晓东汇报，“有证人作证，法官更可能相信对方。而且这个李维确实在核心技术团队待过，虽然级别不高，但接触过一些敏感信息。”
“我们能证明他说的不实吗？”
“能，但需要时间，”周明远说，“我们有完整的代码提交记录，可以证明每一行代码的来历。李维说的‘逆向工程’根本不存在，我们的开发过程完全透明。”
“那就准备证据，”陈念说，“同时，我们要主动出击。既然对方找‘证人’，我们也可以找。”
“找谁？”
“找那些真正了解我们技术的人，”陈念说，“在职员工、离职员工、合作伙伴、客户、甚至竞争对手。让他们讲述真实的故事，还原真相。”
“可这是美国法庭，中国证人的证词分量不够。”
“那就找国际专家，”陈念有了主意，“找那些在开源社区有威望的技术领袖，让他们审查我们的代码，出具专业意见。技术问题，最终还是技术说了算。”
这个思路获得了认可。团队开始双线作战：一线准备法律证据，应对诉讼；一线寻找国际专家，争取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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