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我拖着行李箱，踩着嘎吱作响的积雪，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槐树沟。空气里是熟悉的柴火烟味和冻土气息，只是比记忆里更冷冽，更沉。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叶子掉光了，枝干像鬼爪一样伸向铅灰色的天空。我家就在村子最东头，独门独户，青砖灰瓦，在雪地里静默着，像一尊蹲伏的兽。
推开虚掩的院门，堂屋里暖黄色的灯光透出来，带着油烟气。母亲正在灶台前忙碌，听到动静回过头，脸上闪过一瞬间的、极其复杂的表情——惊喜，慌乱，还有一丝我没看懂的、迅速被压下去的惊惧。
“妈，我回来了。”我放下箱子，搓了搓冻僵的手。
“哎，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快步走过来，接过我的背包，力道有点大，“路上冷吧？快进屋烤烤火。”她的眼神飞快地扫过我身后敞开的院门，几乎是下意识地，伸手把门带上，插好了门栓。那动作里有种说不出的急切。
堂屋里，父亲闷头坐在八仙桌旁抽旱烟，烟雾缭绕。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又低下头去，眉头锁着深深的川字纹。气氛有点怪。按理说，我研究生快毕业了，又是过年回家，不该是这样。
“还没吃饭吧？妈给你下碗面，搁俩鸡蛋。”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应了一声，目光无意中扫过堂屋正中的墙壁。那里挂着一幅崭新的十字绣“家和万事兴”，针脚细密。我记得以前那里挂的是一张泛黄的，我、父母、还有早逝的爷爷。照片不见了。
“妈，以前那张呢？”我随口问。
母亲正往锅里下面条的手猛地一顿，几根面条掉在了灶台上。她背对着我，我看不清表情，只听到她的声音有点发紧：“哦，那个……旧了，框子坏了，就收起来了。”
父亲咳嗽了一声，没说话。
心里的疑惑更重了。那张照片是爷爷去世那年拍的，母亲一直当宝贝似的，玻璃每年都擦得锃亮。
面很快端上来，热腾腾的。我低头吃着，母亲坐在旁边看着我，眼神慈爱，却又时不时飘向堂屋后面通向后院的那扇小门。那扇门关着，门楣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看不出年头的老符纸，边角都卷了起来。
“对了，”母亲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塞到我手里，“拿着，压岁钱。虽说大了，在妈眼里还是孩子。”
我愣了一下。压岁钱一般都是年三十晚上或者初一早上给，这还没到年三十呢。而且，这红包……太厚了，厚得有点不正常。
“妈，这……”
“给你就拿着！”母亲的语气陡然变得有些严厉，随即又软下来，拍拍我的手背，“在外头念书辛苦，该吃吃，该花花。”
我捏着那厚厚一沓，心里沉甸甸的，隐约觉得这钱有点烫手。
晚上，我睡在自己以前的房间。被子是新晒过的，有阳光的味道，但屋子久不住人，总有一股驱不散的阴凉气。窗外是后院，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只有那扇小门，在微弱的雪光映衬下，显出一个模糊的轮廓，门楣上那张符纸，像个沉默的标记。
半夜，我被一阵极其轻微的窸窣声惊醒。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地、持续地刮擦着木板。声音的来源，似乎就在后院方向，离我的窗户不远。
是老鼠？还是风吹动了什么？
我屏息听了一会儿，那声音时断时续，很有耐心。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瘆人。我忽然想起傍晚母亲看向那扇门的眼神，和父亲紧锁的眉头。
后院里有什么？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九，家里开始准备年货，蒸馒头，炸丸子，剁饺子馅。忙碌冲淡了些许怪异的气氛，但有些细节却越发刺眼。
母亲总会在我靠近通往后院那扇小门时，不动声色地把我支开。“晓峰，去帮妈买包盐。”“晓峰，看看你爸要不要添茶。”
父亲的话更少了，大部分时间蹲在院子里闷头劈柴，那把厚重的斧头起落，木屑纷飞，仿佛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较劲。
午饭时，我试探着问：“妈，咱家后院柴火还够烧吗？要不要我再去劈点？”
“够！够得很！”母亲几乎是抢着回答，筷子里的菜都掉到了桌上，“后院……你别去，堆得乱七八糟的，小心绊着。”
下午，邻居王婶来串门，送来自家做的年糕。聊着聊着，王婶看着墙上那幅十字绣，顺口说：“这绣得真好看，比原来那张老照片强。唉，说起来，你家小宝要是……”
“王婶！”母亲猛地打断她，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声音尖利得吓人，“吃瓜子，这瓜子是镇上买的，香！”
王婶被吓了一跳，讪讪地住了口，眼神躲闪着，匆匆又聊了两句就走了。
小宝？谁是小宝？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啊。我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王婶走后，家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母亲坐在椅子上，手指神经质地绞着衣角。父亲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火光在昏暗的堂屋里明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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