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在那面墙前面，看着年轻的外婆，手在发抖。她想知道外婆在这些照片里到底在守什么，想知道“哭坊”究竟有过什么样的规矩，想知道已经消失的老殡仪馆为什么会在深夜的梦里一遍遍地喊她的名字。
就在她盯着外婆照片出神的时候，她听见了那个声音。不是从外面传进来的，是从这间屋子里的某个深处响起的。很轻，很远，像一个人在哭，又像一个人在唱。调子很古老，她从没听过，可那个旋律像一根针，轻轻扎在她心上。她转过身，手电筒的光照亮了空荡荡的操作台。台子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梳子，弯弯的，黑檀木的，和外婆用来给逝者梳头的那把一模一样。她走过去，拿起那把梳子，梳齿是冷的，可是握柄的地方是温热的，像是有人刚握过。
她站在那间贴满照片的地下室里，手里握着外婆的梳子，听那个声音从墙砖后面渗出来，一层一层地裹住她。她闭上眼睛，在黑暗的暖意里，看见了外婆站在一张操作台前，俯身对着一个老迈的逝者，嘴唇翕动，唱出了一段她从未听过的调子。
符蜜迪没有把那把梳子放回去。她把梳子揣进衣服内侧的口袋里，退出了那间地下室，锁好铁门，从原路走出了老殡仪馆。那个声音停了，可她脑子里一直回响着它的旋律，像一根线，牵着她的步子，走回到阳光底下。
她回了省城，继续上班，继续过日子。可是她变了。她辞了杂志社的工作，去殡葬服务公司应聘，当了一名入殓师。面试的时候主管问她为什么想做这行，她说她外婆也是干这个的。主管多看了她一眼，没再问，录用了她。
符蜜迪开始学着给逝者净身、穿衣、化妆。她的手指很灵巧，学得很快，短短几个月就能独立操作了。同事们都说她有天赋，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种“天赋”不是练出来的，是外婆留在她骨头里的。每当她的手触碰到逝者的皮肤，脑海里就会自动浮现出外婆的动作——毛巾怎么拧，粉底怎么打，口红的色号怎么选，怎么把嘴角那道松弛下来的纹路调整成安详的微笑。她做得越熟练，就越觉得自己不是在学习，而是在继承。继承外婆的手艺，继承外婆的习惯，继承外婆留在这把黑檀木梳子里的那些她从未说出口的东西。
她所在的殡仪馆在市郊，是这几年新建的，规模大，设备新，每天要处理几十具遗体。她负责的整容室在地下二层，安静，恒温，常年开着淡黄色的灯光。墙上没有贴照片，可是她自己的储物柜里贴满了那些她从老馆墙上翻拍下来的面孔。她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但她觉得，它们跟着她，从老馆到新馆，从地下三层到地下二层，从外婆的时代到她的时代。
殡仪馆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天下班前，当天的最后一位逝者，入殓师要对着他说一句话——“安心走，别回头。”别的入殓师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是公事公办的，像在念一份说明书。符蜜迪不一样，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会俯下身，把嘴凑到逝者耳边，声音低得只有她和逝者能听见。在那个分贝数下，她不是在说话，是在唱歌。唱的就是她在老馆地下室听见的那段旋律。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唱，不知道那段旋律从哪里来，更不知道那些逝者听不听得见。可是她知道，每当地下二层只剩她一人的时候，冷藏间的方向就会隐隐约约传来一声叹息。不是风的回声，不是管道里的水流，是一声完整的、有起伏、有余韵的叹息，像一个人终于在长途跋涉之后，放下了肩头扛了太久的东西。她从不回头去看，她怕她回头看的时候，会看见那些个搁在冷藏格里的人同时睁开了眼睛，会看见外婆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拿着那把弯弯的梳子，冲她招手。
有一天深夜，她加完班后在地下二层的走廊里，忽然听见了另一个声音。不是叹息，是哭声，断断续续的，像婴儿。她循着声音走过去，走到了走廊尽头的告别厅，推开门，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第一排椅子上，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她走过去，老太太抬起头，不是鬼，是人。是一个活人，眼角挂着泪，鼻头红红的。她说她是来给儿子送行的，儿子走了三天了，她还没哭够。她白天不敢哭，怕儿子听见了走不安心。晚上没人的时候才来，坐在第一排，把没能当着他的面流完的眼泪补上。
符蜜迪在她旁边坐下来，没有劝，也没有安慰。她只是坐了一会儿，然后开口唱了那段旋律。老太太愣了一下，眼泪流得更凶了，可她不再哭了。她听着那段调子，听着听着，嘴角翘起来了，像想起了什么久远的好事情。唱完了，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闺女，你唱的这是什么歌？真好听。符蜜迪想了想，说，是送别的歌，送了好久好久了，送了多少人，记不清了。
老太太走了以后，符蜜迪一个人坐在告别厅里，面对着那副空空的棺材，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外婆留给她那根梳子、那张地图、那些照片，不是为了让她找到什么答案。那间“哭坊”，是外婆唱了一辈子歌的地方。她唱给那些没人哭的人听，唱给那些舍不得走的人听，唱给那些困在生死之间、没人送、没人记、没人等的人听。她唱了一辈子，把他们的魂唱走了，把他们的怨唱散了，把自己唱进了一个符蜜迪从未了解过的、深埋在殡仪馆地下的缝隙里。她在等一个人来接过这把梳子，替她继续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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