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完第一盏灯的那天晚上，她站在远处看它亮起来。新程序让灯光变成了暖黄色，和城里那些普通路灯一样。没有闪烁，没有变色，只有稳定的、温吞的光。她站了很久，什么也没发生。没有影子，没有凉意，没有那种让她后脑勺发胀的压迫感。她松了一口气。第二盏，第三盏，第四盏。改到第五盏的时候，她在这盏灯的灯杆里发现了一样东西。不是符，是一个小小的布包。布包用红绳扎着，塞在灯杆最底部的水泥洞里。她用小刀挑出来，打开，里面是一缕头发，白色的，很细，像是老人的。头发底下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个日期，是光绪二十三年某月某日。还有一个名字，被水渍洇得模糊了，只能看清第一个字——“柳”。柳湾村的柳。
秦宝儿拿着那缕头发和那张纸条，去找了村里最年长的周婆婆。周婆婆看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从柜子里翻出一本发黄的线装书，书皮已经烂了，内页也缺了很多。她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一行竖排的字。
“柳氏，光绪二十三年死于霍乱。其夫柳大贵为护其魂不入乱葬沟，请道士作镇魂符，埋发于路畔。凡其魂所至之处，发必随之。”
秦宝儿握着那缕白发，手指在止不住地发抖。“那个人，把亡魂的头发埋在新装的路灯下面，是为了让它们跟着灯走？”
周婆婆叹一口气。“不是让它们跟着灯走，是让它们跟着活人走。灯在哪儿，它们就在哪儿。灯照亮的路，就是它们能走的路。你把灯改了，镇魂符磨了，它们就找不到路了。”
“找不到路会怎么样？”
周婆婆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哀伤。“会乱跑。会跑进人家里，会跑进田里，会跑进活人的梦里。它们困了几百年，好不容易出来，你让它们又困回去，它们不答应。”
那天夜里，秦宝儿没有回去。她坐在第五盏路灯下面，靠着灯杆，把那缕白发攥在手心里。月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惨白惨白的，和路灯改造之前那种光一模一样。她忽然觉得，那些路灯不是镇魂的工具，它们是一座桥。那些死了几百年的魂，困在地下一百多年，终于有人愿意点一盏灯，引它们出来。不是害它们，是想让它们走。走完这段路，它们就能去它们该去的地方。她想起那些灯杆内壁的镇魂符，那不是笼子，是缰绳。怕它们走散了，走乱了，走到不该去的地方。那条路，就是它们回家的路。
她把手中的白发重新裹好，塞回灯杆底部的洞里，用水泥封住。她站在那盏已经改造过的路灯下面，伸手摸了摸灯杆。灯杆是凉的，可她觉得有什么东西从灯杆里面往外渗，温温的,像人的体温。她抬起头，看着那盏发出暖黄色光芒的路灯，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酸楚。
她不知道自己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她只知道，那些亡魂等了太久，好不容易等来了光，她不能把光灭掉。她把那七盏灯全部改回了原来的程序。不是因为她怕鬼，是因为她听见了。在那些路灯亮起来的每一个深夜，她听见了无数细碎的、像风一样轻的声音，从灯杆底下传上来，从那些被水泥封住的坑洞里传上来，从那些埋了百年的骨头缝隙里传上来。那些声音在说——“谢谢。谢谢你们还记得我们。”
秦宝儿站在村口，看着那些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惨白的，发蓝的，像一排沉默的守夜人。风吹过来，带着初秋的凉意。那些灯光在风里微微颤动，像很多人在远处举着火把，正在朝她走过来。她没有害怕。她在那条路上走了很久，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从第一盏灯走到最后一盏灯。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水泥路面上，灰黑色的，和那些亡魂的影子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她的，哪个是别人的。她知道，从今以后，她每天晚上都会在这条路上走。不是为了修灯，是为了陪它们走完这段路。走多久，她不知道。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这辈子都走不完。可她不怕了。那些灯亮着，她就不怕黑。那些魂陪着她，她就不怕孤独。
那条路的后半段通向村子祖坟的方向。秦宝儿特意保留了几盏路灯直通坟地，没有人要求她这么干。她在某个无风的深夜，接到辖区一位老头的电话，那边说她在马路上做了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事。她用电钻在那段水泥路面上打了一排小孔，让地底下的浊气得以逸散。又仿照国外所谓“死者优先”的路权体系，规定每周二凌晨零点点至两点为专属通行时段。她把自己的手机号印在村口的告示栏上，夜里从不关机。因为王老四家里的那只老母鸡在凌晨下蛋的时候，会被那阵准时响起的脚步声吓得缩回窝里。
秦宝儿总是第一时间赶到，赤脚踩在微温的水泥路面，把惊惶不安的母鸡从鸡窝里抱出来。她赤脚不是因为凉快，是因为那些已经走上返程的亡魂踩过的地方，路面会变得温热，像活人的皮肤。她能感觉到那些脚步的起伏，知道它们走得急不急，累不累，有没有摔跤。她不知道是谁教会她这种感知的，也许是那些路灯，也许是那些镇魂符，也许是地底下那些被压了一百多年终于能伸直腰的骨头。她只知道，每个礼拜二的凌晨，她都会穿上那件褪色的灯芯绒外套，拿上一把手电筒，沿着村道从东往西，一盏一盏地检查那些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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