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完第一盏灯的那天晚上,她站在远处看它亮起来。新程序让灯光变成了暖黄色,和城里那些普通路灯一样。没有闪烁,没有变色,只有稳定的、温吞的光。她站了很久,什么也没发生。没有影子,没有凉意,没有那种让她后脑勺发胀的压迫感。她松了一口气。第二盏,第三盏,第四盏。改到第五盏的时候,她在这盏灯的灯杆里发现了一样东西。不是符,是一个小小的布包。布包用红绳扎着,塞在灯杆最底部的水泥洞里。她用小刀挑出来,打开,里面是一缕头发,白色的,很细,像是老人的。头发底下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个日期,是光绪二十三年某月某日。还有一个名字,被水渍洇得模糊了,只能看清第一个字——“柳”。柳湾村的柳。
秦宝儿拿着那缕头发和那张纸条,去找了村里最年长的周婆婆。周婆婆看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从柜子里翻出一本发黄的线装书,书皮已经烂了,内页也缺了很多。她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一行竖排的字。
“柳氏,光绪二十三年死于霍乱。其夫柳大贵为护其魂不入乱葬沟,请道士作镇魂符,埋发于路畔。凡其魂所至之处,发必随之。”
秦宝儿握着那缕白发,手指在止不住地发抖。“那个人,把亡魂的头发埋在新装的路灯下面,是为了让它们跟着灯走?”
周婆婆叹一口气。“不是让它们跟着灯走,是让它们跟着活人走。灯在哪儿,它们就在哪儿。灯照亮的路,就是它们能走的路。你把灯改了,镇魂符磨了,它们就找不到路了。”
“找不到路会怎么样?”
周婆婆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哀伤。“会乱跑。会跑进人家里,会跑进田里,会跑进活人的梦里。它们困了几百年,好不容易出来,你让它们又困回去,它们不答应。”
那天夜里,秦宝儿没有回去。她坐在第五盏路灯下面,靠着灯杆,把那缕白发攥在手心里。月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惨白惨白的,和路灯改造之前那种光一模一样。她忽然觉得,那些路灯不是镇魂的工具,它们是一座桥。那些死了几百年的魂,困在地下一百多年,终于有人愿意点一盏灯,引它们出来。不是害它们,是想让它们走。走完这段路,它们就能去它们该去的地方。她想起那些灯杆内壁的镇魂符,那不是笼子,是缰绳。怕它们走散了,走乱了,走到不该去的地方。那条路,就是它们回家的路。
她把手中的白发重新裹好,塞回灯杆底部的洞里,用水泥封住。她站在那盏已经改造过的路灯下面,伸手摸了摸灯杆。灯杆是凉的,可她觉得有什么东西从灯杆里面往外渗,温温的,像人的体温。她抬起头,看着那盏发出暖黄色光芒的路灯,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酸楚。
她不知道自己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她只知道,那些亡魂等了太久,好不容易等来了光,她不能把光灭掉。她把那七盏灯全部改回了原来的程序。不是因为她怕鬼,是因为她听见了。在那些路灯亮起来的每一个深夜,她听见了无数细碎的、像风一样轻的声音,从灯杆底下传上来,从那些被水泥封住的坑洞里传上来,从那些埋了百年的骨头缝隙里传上来。那些声音在说——“谢谢。谢谢你们还记得我们。”
秦宝儿站在村口,看着那些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惨白的,发蓝的,像一排沉默的守夜人。风吹过来,带着初秋的凉意。那些灯光在风里微微颤动,像很多人在远处举着火把,正在朝她走过来。她没有害怕。她在那条路上走了很久,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从第一盏灯走到最后一盏灯。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水泥路面上,灰黑色的,和那些亡魂的影子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她的,哪个是别人的。她知道,从今以后,她每天晚上都会在这条路上走。不是为了修灯,是为了陪它们走完这段路。走多久,她不知道。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这辈子都走不完。可她不怕了。那些灯亮着,她就不怕黑。那些魂陪着她,她就不怕孤独。
那条路的后半段通向村子祖坟的方向。秦宝儿特意保留了几盏路灯直通坟地,没有人要求她这么干。她在某个无风的深夜,接到辖区一位老头的电话,那边说她在马路上做了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事。她用电钻在那段水泥路面上打了一排小孔,让地底下的浊气得以逸散。又仿照国外所谓“死者优先”的路权体系,规定每周二凌晨零点点至两点为专属通行时段。她把自己的手机号印在村口的告示栏上,夜里从不关机。因为王老四家里的那只老母鸡在凌晨下蛋的时候,会被那阵准时响起的脚步声吓得缩回窝里。
秦宝儿总是第一时间赶到,赤脚踩在微温的水泥路面,把惊惶不安的母鸡从鸡窝里抱出来。她赤脚不是因为凉快,是因为那些已经走上返程的亡魂踩过的地方,路面会变得温热,像活人的皮肤。她能感觉到那些脚步的起伏,知道它们走得急不急,累不累,有没有摔跤。她不知道是谁教会她这种感知的,也许是那些路灯,也许是那些镇魂符,也许是地底下那些被压了一百多年终于能伸直腰的骨头。她只知道,每个礼拜二的凌晨,她都会穿上那件褪色的灯芯绒外套,拿上一把手电筒,沿着村道从东往西,一盏一盏地检查那些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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