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到第十七页的时候，她看见一行用红笔狠狠写下的歪斜大字——“我就是死，也要穿着自己做的裙子走。”底下是一个日期。她对着那个日期算了一下，正是杨秀梅猝死前三天。
她握着这本薄薄的笔记本，独自站在办公室昏暗的白炽灯底下，后背绷得僵直。窗外传来夜班收工的嘈杂声，工人们困倦的脚步声和压低的说话声混在一起，像一条浑浊的河流在这栋四层楼的灰色躯体里循环流动。在他们看不见的那些缝隙里，那些死了很多年的人，那些积攒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怨气，正在像霉菌一样缓慢发酵。她们的眼泪浸透安全通道被贴满各类标语白灰墙根上那一道道斑驳的霉渍，她们的嘶喊收缩进轰隆隆的缝纫机噪音，她们哭到没音的嘴型藏在车间天花板上那些经年累月裂开的缝隙里。
杨秀梅把那些眼泪一颗一颗攒下来，用自己死了以后仅存的、有限的那点力气，缝进了一块被销毁的废料里。
陆文慧把那本笔记放进抽屉，和那块布锁在一起，关上灯，锁上门。沿着走廊经过空无一人的楼梯间下楼，声控灯忽然灭了。她使劲跺了跺脚，灯没亮。黑暗中她摸出手机打开手电筒，惨白的光柱照在楼梯转弯处的水泥墙面上，墙面上不知什么时候贴了一张发黄的纸。她走近一看，是一则讣告。
“杨秀梅，生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殁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下面没有其他内容。纸被撕掉了一截，胶水干了，边角翘起。
陆文慧把手机灯光抬起来照向头顶安全出口那盏半明半灭的指示灯，看见天花板的阴影里有一个人形的轮廓贴在那里。
当天她辗转找到了杨秀梅丈夫的电话，打过去，响了好几声才接。对方已经知道她是厂里的，沉默了很久，用沙哑的贵州方言说——她走之前那几个月电话里没怎么提过别的事。只说那些订单赶不完。总说车间里太吵。他让她实在不行就回来，她不肯。她早就不想干了。后来就不怎么打电话回家了，再后来就没了。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她厂服口袋里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她以前跟我说过，存够钱了，要给自己做一条裙子；等裙子做好了，就辞工回家了。”
陆文慧闭上眼，杨秀梅趴在机台上死的画面钉在视网膜上，手边那块裁片的形状在她脑海里迅速拼凑成了半条裙子——那条她这辈子都没能穿着回家的裙子。她挂了电话，走进车间，从仓库里找出杨秀梅生前最后负责的那个订单剩余的同款布料和辅料，又在档案室翻出了那个订单的生产单。她把那块写有“救我”的布片比上去对版型，布纹、经纬、纱向，与原件完全吻合。她把那块布片按裁剪线，一块一块地拼出了一件完整的外衣。
她知道了她是怎么死的。杨秀梅在赶订单那晚深夜趁监控死角、周边再没其他人，用车间里的裁片和面料给自己缝制这条裙子。可她缝到一半的时候，病发作了，手捏着那块写了“救我”的、想留给自己看的、最后一块裁片，趴在自己做了上千条裙子、却始终没能给自己做一件像样衣裳的缝纫机台面上，再也没能站起来。
她死了以后，谁都没有注意过那块裁片里藏着什么。推土机把一整批退单销毁了，次品的布料、半成品、机台、座椅，全都烧了或砸了。只有那一块被压在最底下、从质检员眼皮底下漏掉的裁片，鬼使神差地到了赵小禾手里，做成了那件在谁也看不懂的吊牌底下藏着求救的、暗红色的线迹的、被缝死在机针下的孤品。
陆文慧把那条衣服从裁片一片一片缝起来。从锁边机上过缝头，用平缝机拼合前片和后片，上领子，上袖子，上拉链。她做得很慢，每一道工序都像在跟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反复确认。她不知道杨秀梅想要什么样的领型、什么样的袖口、什么样的下摆弧度。她只是凭着从生产单上读到的那些信息，凭着从工友嘴里听到的那些细节，凭着从周阿姨那里看到的那些神情，一笔一笔地把她想画却没画完的线条，画完了。
成品出来那天晚上，她一个人站在三楼的车间里，把那件裙子挂在工作台上方的衣架上。裙子不大，是中码，收腰，裙摆过膝，领口有一道细细的荷叶边。她摸着那道荷叶边，想起杨秀梅活着的时候总爱在裤脚上滚一道小花边，被组长骂过好几回死性不改。她不是不知道这样会增加工时，她只是想要一点好看的东西，哪怕只是一道被针线压在裤脚下、永远不会被第二个人看见的花边。
她在那件衣服的领口内侧，用绣了两个字——“回家”。
她在那台缝纫机前站了很久。她曾经觉得这世上没有她修不好的机器，没有她治不好的故障，没有她管不好的车间。可现在她发现自己什么都修不好，什么都治不好，什么都管不好。杨秀梅死了，她活不过来。这块布缝成了衣服，她穿不了。这根红线绣了字，她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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