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到办公室，把那块布锁进抽屉里。窗户外面传来楼下厂区的广播声，放着什么歌，也听不清。黄昏的光从玻璃照进来，落在白色布面上，那两个字在光里微微发暗，像是什么东西在挣扎着呼吸。
陆文慧关上抽屉，拉上窗帘，把自己没碰过的水杯拿到茶水间倒掉，重新接了半杯温水，站在窗前慢慢喝。喝了半杯，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块布的料子，是雪纺，轻薄，半透明，边角有荷叶边，是去年停掉的针织连衣裙款式的多余裁片。那款裙子她记得清清楚楚，面料质检报告不合格，整批退货，仓库里堆了好几个月，后来老板让人拉走销毁了。可这块布是新裁的，它不应该存在。除非有人从销毁的废料堆里偷了一片出来，除非有人一直在留着她。
陆文慧放下水杯，拨通了老板的电话。
老板姓钟，五十多岁，在服装行业摸爬滚打快三十年，从摆地摊起家，做到如今这间年产值几千万的制衣厂。电话那头很吵，好像在应酬。陆文慧把事情简单说了，钟老板沉默了一会儿，让她明天去一趟他在厂区后面的老办公室。
第二天一早，陆文慧去了。老办公室在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里，和厂房隔着一个院子。灰墙，铁门，窗户蒙着厚厚的灰。钟老板已经在了，坐在那张老旧的办公桌后面，桌上堆满了样品册和合同，烟灰缸里插满了烟蒂。看见陆文慧进来，他把手里的烟掐灭，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黄色的牛皮纸信封，推到桌上。
“你昨晚说的事，我查了一下。那个车位，去年死过人。”
陆文慧的手停住了。
“那台缝纫机以前的操作工叫杨秀梅，干了七八年，手艺好，出活快，就是性子闷，不爱说话。去年年底赶一个急单，连续加了三个通宵，第四天早上被发现倒在机位上，手里还捏着裁片，人已经凉了。法医说是心源性猝死，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她死了以后那台机器谁用谁出事，有的人手被针扎穿，有的布料莫名其妙地缝成一团，有的人像昨晚那样，听见机器里有人在说话。后来就没人敢用了，一直空着，塞在角落里。这次是因为赵小禾是新来的，不知道情况，组长就把那台机器派给了她。”
陆文慧拿起那个信封，拆开。里面是一沓照片和一份当年的内部事故报告。照片上是杨秀梅趴在机台上的遗容，脸侧着，眼睛半闭，一只手垂在针板旁边，手指还维持着拿布料的姿势。那份报告的最后一行写着：“杨秀梅猝死，非工伤，厂方已对家属进行人道主义补偿。”落款是一年前。
陆文慧合上报告，把它放回信封里。“钟老板，杨秀梅的家人还在这边吗？”钟老板说，她老家在贵州一个偏远的县，丈夫在老家种地，当时来厂里闹过一阵，拿了钱就走了。陆文慧点了点头。
她回到车间，找老员工打听杨秀梅的事。老员工们对这个话题都讳莫如深，只有周阿姨又拉着她说了一些。她说杨秀梅不是第一个死在这栋楼里的人。零六年有个女工叫王芳，因为加班太猛猝死在出租屋里，工厂赔了几万块了事；一三年有个小伙子从宿舍六楼跳下去，也是因为受不了没日没夜的加班；还有好些陆陆续续突发疾病离职之后再也没消息的人。周阿姨说这些话的时候，嘴巴一张一合，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动什么东西。
“这些死了的人，魂没走。她们困在这儿了。困在车衣间的机器里，困在仓库的布料堆上，困在那些她们生前日夜不休赶工的流水线里。她们出不去，也没人替她们喊冤。她们的怨气太大，冤魂日积月累，这里就成了一个拿活人阳气养亡魂的鬼厂。”
陆文慧正想开口，周阿姨头也不回地从后门拐了出去。她站在那里，那件发灰的工装背影在走廊尽头的灯光下，模糊得像一团随时会散开的影子。
她想起那台缝纫机，那根红线，那块缝着“救我”的布。她回到三楼，走到那台无人敢用的缝纫机前。电源已经拔了，机头上落了一层细灰，针板上残留着昨天赵小禾缝的那件半成品。她仔细端详那股线迹，眉头越皱越紧。那机器的针距和缝法，不是赵小禾一个新手工会调的参数，针脚过密，压脚压力不均匀，甚至带有一种老手才有的肌肉记忆。像是这台机器认识一双手，死了都不肯忘的那种认识。她把那件半成品从针板上拆下来，叠好，放回抽屉里和那块“救我”的布放在一起。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她刚来时被分配的那张办公桌在厂办与车间隔开的走廊尽头，一整面灰白色的石灰墙。入职第一天发现抽屉最深处躺着一本布面硬壳笔记本，内页被人撕了大半，残存的几页写满了诸如“好累”“想回家”“什么时候才能到头”之类凌乱的字句。她便找人事重新要了一本，把那本残本塞进抽屉底下，再没打开过。现在她把它重新翻开，一页一页仔细辨认那些潦草的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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