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中有一个缺口，空缺处的轮廓像是一个人张开双臂——正对着她的方向，等着那口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热饼。
她醒了，枕头湿了一大片。她不知道那是泪还是汗，只觉得嗓子眼里堵着一团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那味道像煎饼糊了边被她硬吞下去的焦苦，又像多年前外婆坐在门槛上嚼着一张凉透了的煎饼、嚼了很久也不咽下去时，空气中那种潮湿的、微酸的、被岁月腌入味了的气息。
她不再问外婆关于煎饼摊的事了。清明节前夕，外婆忽然让她那一天不要出摊。她没问为什么，只是把那辆三轮车推到后院，盖上了塑料布。清明那天，外婆一大早就起来了，穿了一件对襟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端着一个小瓷碗，碗里盛着半碗面糊，走到院子中央，蹲下来，把面糊倒在地上，用食指在地上划了几道。司马兰凑过去看，划的是一个圆，圆的边缘画着几条向外延伸的线，像太阳。外婆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声音低得听不清。念了大约一刻钟，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给你姥姥上坟。”
上坟回来，外婆破天荒地主动提起了三轮车上的铁板。
“这块铁板，是你太姥姥打的。那年你太姥姥家里的铁锅破了，没钱买新的，她就去找村里的铁匠，把锅底熔了打成这块铁板。”外婆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铁匠问她打铁板做什么，她说要烙饼。铁匠说这铁板薄了，烙不了几张就会变形。你太姥姥说，不用打太厚，够她一个人吃就行。”
司马兰蹲在那块铁板旁边，用手摸了摸边缘。铁板确实薄，比货郎车上那些正经烙饼的厚铁板薄了许多。背面没有做防滑处理，只是一片粗糙的铸铁本色。她翻过铁板，在那一片粗粝的铁灰色里，看见几个凸起的字——隐约是“馍馍沟铁匠铺，1951年”。
这块铁板在一九五一年铸成，到去年为止已经烙了七十三年的饼。也不是没有人质疑过，老周曾揪着她去镇上看过几位老中医，都说她只是身子亏，腰肌劳损加胃寒，跟铁板没什么关系。但她近些年来胸口总隐隐作痛，一闻到铁板加热时飘出的气味就会犯恶心，所以那辆三轮车停在院子里已经从生灰变成了落叶，不知什么时候被外婆重新点燃了底下的煤炭。铁板烧得热了，司马兰用铲子把铁板表面的浮灰刮掉，那层经年累月的黑亮油膜底下，隐隐透出一种暗红色的光泽。她盯得久了，觉得那不是铁器本该有的颜色。
外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她身后，声音枯哑：“你太姥姥说，这块铁板不一样。它烙出来的饼，吃了能入梦。活着的人吃了，能梦见死去的人。死去的人吃了，能梦见活着的人。”
司马兰握着铁板边沿，那灼热的温度像烙进了掌心，甩不掉。当天晚上她试着给自己烙了一张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饼，吃之前犹豫了一下，把饼搁在碟子里，对着自己那张印在铁板上的、模糊不清的倒影看了许久。饼凉透了，她还是拿起来咬了一口。面糊发酵过，有一股微酸的酒糟味，甜面酱放多了，齁咸。果子是早上剩的，不脆了，咬起来像嚼橡皮。肚子里那个小小的面团发沉，像一块吸满水没有拧干的抹布，坠在她的胃袋底端。她没有做梦，一整夜睁着眼睛听窗外风吹竹叶沙沙响。
但天亮以后她发现枕头边上躺着一张薄薄的纸。纸是白色的，折成小方块，边角翘起。她打开来，里面只有一行字——“饼凉了不好吃，热的时候最好，下次趁热吃。”
字迹和那张旧纸币上的一模一样。
她不知道这张纸是谁放在那里的，也不打算深究。她把纸重新折好，夹进外婆那本笔记本里，和那张纸币放在一起。
清明节过后的第一个集市日，她照常出摊。客人还是那些客人，老太太、小孩子、赶集的庄稼人。她手脚麻利地烙饼、磕蛋、撒葱、刷酱、卷果子，一早晨过去了，没有什么异常。快收摊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人。穿着一件连帽衫，帽子扣在头上，拉链拉到最顶端，把半张脸遮住了。他的声音闷闷的，说了一句“来一套，加俩蛋”。司马兰应了一声，打鸡蛋的时候发现蛋壳里流出来的蛋清是灰白色的，蛋黄是暗黄色的，不像鸡蛋，倒像是一颗已经变质的蛋。她把那颗蛋倒进油锅旁边的废料杯里，重新打了一颗。第二颗是正常的，红蛋黄，清蛋清。
煎饼做好以后，她递过去，年轻人接住，捏着纸袋的手指白得近乎透明，骨节分明，指甲盖泛着一层青紫色的光。他没有当场吃，而是捧着煎饼转身走了。司马兰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好一阵，总觉得那个走路的姿势不对，每一步都像是在飘，脚后跟离地似乎比常人高了一些，落下去又没有发出应有的闷响。他走路的肩膀不动，身体却笔直地向前滑，像底下装了一副看不见的轮子。她使劲揉了揉眼皮，那年轻人的背影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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