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榆怡第一次知道“化骨鳝”这个词，是在她妈打来的那通电话里。
“你奶奶快不行了。赶紧回来，别开车，别坐夜车。”
挂了电话，苏榆怡盯着手机屏幕，在出租屋的客厅里坐了很久。她是在省城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做技术员的，朝九晚五，工资不高不低，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奶奶八十七了，住在川南一个叫“磨刀溪”的村子里，她从小到大只回去过三次。第一次是出生那年，被父母抱回去摆了满月酒；第二次是六岁那年，爷爷出殡，她被裹在白色的孝衣里，跟着长长的队伍从村口走到后山；第三次是高考那年暑假，她回去住了一个礼拜，每天坐在院子里的柚子树底下看书，奶奶坐在旁边剥花生，两个人一整天说不上几句话。
她连夜买了回老家的长途大巴票。车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五个多小时，下了省道又颠了一个钟头，到镇上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她拎着行李箱走到村口，老远就看见老宅门口挂着一串黄纸，在晨风里猎猎作响。
奶奶还没走。她躺在堂屋后间那张老式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洗得发白的老棉被，整个人瘦得像一截风干了的柴火。颧骨高高凸起，眼眶深深地凹进去，嘴唇干裂出血，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有一条蛇在她气管里缓慢爬行。苏榆怡蹲在床前握着奶奶的手，那只手冰凉的，骨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
“奶奶，我回来了。”
奶奶的眼皮颤了一下，浑浊的眼珠缓缓转过来，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深，深到苏榆怡觉得奶奶看的不是她，是站在她身后的什么东西。然后奶奶松开了她的手，手指缓缓垂下去，像一截枯枝从树梢上脱落。
她没有死。她只是松开了。
村里人很快涌进来。有人给奶奶换衣服，有人摆灵堂，有人去各家各户报丧。苏榆怡被挤出里屋，站在堂屋的角落里，手里还残留着奶奶手上的温度，冰凉的，像摸了一块石头。她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在供桌前面找了一把竹椅坐下来。
来吊唁的人很多，大多是村里的老人，苏榆怡一个都不认识。他们在奶奶的遗像前面鞠躬、上香、烧纸钱，然后被亲戚们领去偏房喝茶吃点心。苏榆怡跪在蒲团上一一还礼，磕头磕到膝盖都肿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吊唁的人渐渐少了。苏榆怡趁着空隙去了后院。后院很小，紧挨着后山，山脚长着一棵巨大的黄桷树，树冠遮天蔽日，把后院大半都罩在阴影里。黄桷树底下有一口井，井沿的青石板上长满了青苔，井口盖着一块厚木板，木板上面压着一块大石头。她走到井边蹲下来，掀开木板一角往里看。
井水是灰白色的。
不是那种正常的、带点浑浊的灰白，是那种像掺了石灰水的灰白，浓稠得像一锅没煮好的米汤。井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腥味，和医院太平间的气味有点像。她盖上木板，把石头压回去，站起来的时候，腿忽然软了一下。不是吓的，是蹲太久了，血液不流通。可她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这口井里的水，奶奶喝了几十年。她也喝过。六岁那年回来，在院子里玩渴了，奶奶从这口井里打了一瓢水递给她。她用那只破了半个口的搪瓷缸子接过来灌了一大口，水是凉的，带一点甜味，井壁上长满了水藻。
灵堂里的香火在她看不见的地方燃了又续，续了又燃。苏榆怡跪在蒲团上，膝盖已经疼得麻木了。
当苏榆怡打起了盹。她梦见自己站在那口井边，井里的水在翻涌，灰白色的水从井口漫出来，漫过她的脚面，漫过她的膝盖，漫过她的腰。她想跑，脚却像生了根，怎么都拔不出来。井水漫到胸口的时候，她忽然看见水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鱼，不是蛇，是比她的腰还粗的、暗黄色的、像一根巨大的绳索一样的东西。它的身子在水底下缓慢地翻滚，把井水搅得越来越浑。然后它浮上来了，一颗巨大的头颅从水底下缓缓升起，没有鳞片，没有角，光溜溜的，像一根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老树根。它张开嘴，露出两排细密的、向内倒钩的牙齿，朝她的方向猛地咬了下来。
她猛地惊醒了，纸钱的火已经燃尽了，香灰落了一桌。墙角那边坐着一个她不认识的老太太，穿着深蓝色棉袄，正在低头剥花生。苏榆怡擦了擦额头的汗，那个老太太忽然抬起头来，朝她笑了笑。
“你是秀英的孙女？”
苏榆怡点了点头。
老太太把手里剥了一半的花生放在桌上，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折叠了好几层的纸，颤巍巍地递给她。“你奶奶让我交给你的。她说，等你回来奔丧的时候，把这个给你。”
苏榆怡接过那张纸，展开。纸很脆，她不敢用力，小心翼翼地铺平。纸上画着一幅图——一口井，井的旁边画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长虫，没有脚，从井口一直延伸到井底，身子绕着井壁盘了好几圈。图的下面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是奶奶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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