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碧纾第一次觉得那个快递站不对劲，是在她升任夜班主管的第三天。
快达速递白鹭镇分拣站设在镇东头一片废弃的旧厂区里。铁皮棚子，水泥地面，满墙的灰，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着纸箱和胶带的涩味。孙碧纾在这干了快四年了。从分拣工干起，过手了几十万个包裹，磨破了上百双手套，硬是熬成了这个鬼地方有史以来第一个女主管。
她当上主管的时候，老员工里有人说闲话——“女的也能管夜班？”“这地方夜里邪门，她待得住？”她没理会。她不需要任何人觉得她行，她只需要月末那笔准时到账的工资，和远在老家的女儿每隔两天才能在手机屏幕上喊的那一声“妈”。
夜班是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月底旺季会延长到七点。孙碧纾负责三条分拣线的调度，手下二十多号人，大多是从周边乡镇招来的临时工，干几天走一批，换一批，面孔永远是生面孔。她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也不需要记住。这道铁皮棚子里的流水线吃掉的不是人，是一双双手。谁的手都行。
一切都很正常。直到三个月前的那一天。
那天是双十一之后第三天，货量暴增，整个分拣站堆得像一座纸箱垒成的迷宫。孙碧纾嗓子喊哑了，两条腿站到浮肿，在传送带之间穿梭，把积压的包裹往对应的片区塞。
凌晨三点多，她踩到了一滩东西。
她以为是某个破碎包裹里漏出来的液体，低头看——不是水，是暗红色的，粘稠的，顺着她的鞋底往旁边淌。她顺着那摊液体的痕迹往前找，液体的源头是传送带尽头一个被压在最底下的纸箱。箱子不大，比鞋盒大一圈，白色纸皮，没有标签，没有任何快递单，光秃秃的，只在纸箱正面用红色记号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符号。
她蹲下来，伸手摸了一下。纸箱是凉的，不是冷气的那种凉，是另一种，像从冰柜里拿出来又放了很久的那种潮湿的凉。她正想把箱子搬到旁边拆开看看，身后传来老周的声音——
“别碰。”
老周是站里资历最老的装卸工，五十多岁，在这干了快十年，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见过。他拉着孙碧纾的手腕往外走了好几步才松开，压低声音说：“那个箱子，不是今天到的。”
“不是今天到的？系统里没有吗？”
老周看了她一眼，没有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电筒，朝那个箱子的方向照了照。光照在箱子表面的那一刻，孙碧纾看见了一个她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东西——
纸箱在呼吸。
不是被风吹动的晃动，是那种缓慢的、有节奏的、像人的胸膛在起伏的呼吸。纸箱表面那层白纸随着这股呼吸，像人的皮肤一样轻微地膨胀、收缩，膨胀、收缩。老周关掉了手电筒。纸箱不动了。
“这东西，每隔几天就会出现在传送带上，”老周的声音低得像怕惊动什么，“每次都是午夜十二点整冒出来，谁也不知道它从哪来的。谁碰了它，谁就会出事。”
孙碧纾问出了什么事。老周没有回答，只是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递给她看。照片上是一个穿灰色工装的年轻男人，瘦削，脸色发青，眼窝深陷。
“小何，去年双十一的夜班分拣员。”老周说，“他碰了那个箱子。第二天，人就不行了，倒在传送带旁边，手里还攥着那个纸箱的碎片。急救车来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医院说是猝死。可我跟他在一个组，他出事之前那个礼拜，没加过一天班。”
孙碧纾握着手机的手指在发抖。她把手机还给老周，没有说话。她没有把这件事报告给站长，甚至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她只是从那天起，每天晚上十二点整，都会站在监控室的老旧显示屏前面，盯着那条灰白色的传送带。
十二点整。传送带动了。
那个没有标签的白色纸箱准时出现在传送带的最末端，和其他包裹一起缓缓滑过来。它滑过分拣口，滑过扫描仪，滑过那些埋头工作的工人们身边，一直滑到传送带的尽头，停在那里，等着有人把它捡起来。
没有人去捡。
工人们都学会了绕着它走。新来的分拣工不知道规矩，老员工会拉住他们，压低声音说一句——“别碰那个箱子。”
箱子一个晚上没有人碰，第二天它会自己消失。第三天夜里十二点整，它会重新出现在传送带上，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孙碧纾每晚都会在监控室的屏幕前看着那个箱子，看着它从传送带上滑过来，滑过去，滑过去，滑过来。她不知道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不知道它是从哪来的，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出现在这条流水线上。她只知道，只要没有人碰它，它就只是一个箱子。一个会呼吸的、流血的、在午夜十二点准时从黑暗中浮现的纸箱。
孙碧纾以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不碰它，不问它，当它不存在。
可是有一天，站长老胡在早会上说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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