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小雪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时不时地抚摸辉子的手臂，仿佛这样可以传递某种力量。辉子靠在副驾驶座上，安全带将他固定在原位，他的眼睛半闭着，呼吸平稳却毫无回应。他的世界已经简化为一呼一吸，而小雪的世界变成了围绕他旋转的轨道。
车里很安静，只有导航偶尔提示路线和轻微的引擎声。小雪不敢放音乐，怕任何噪音惊扰到辉子。她偶尔会开口自言自语，说些琐碎的事，比如窗外的云形状像只兔子，或者路上那只小狗多可爱。她知道辉子听不见，但习惯了这种单方面的对话，这让她感觉不那么孤单。有时她会轻轻捏捏辉子的手，期待着某个奇迹般的回应，但每次都只有沉默。
回想起来，辉子倒下那天仿佛就在昨天。那是个普通的周末早晨，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辉子还在赖床，小雪在厨房准备早餐。突然一声闷响，她跑进卧室，发现辉子倒在地板上，脸色苍白。救护车的鸣笛声、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医生严肃的表情，一切都像一场快进的电影。脑出血，医生说，出血量太大，手术风险很高。小雪颤抖着签了字，然后在手术室外等了六个小时。辉子被推出来时，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身上插满了管子。那一幕至今仍像针一样扎在她心里。
住院的这123天，每一天都是煎熬。小雪辞了工作，全天候守在病房。她学会了给辉子翻身、按摩、喂流食，甚至能看懂监护仪上的数字代表什么。护士们都夸她细心，但只有她知道，这些技能背后是无尽的心酸。她常常在深夜独自流泪，害怕辉子再也醒不过来，又害怕他醒来后不再是原来的他。任医生是辉子的主治医师，一个温和的中年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小雪的问题。但每次谈到预后，任医生都只能摇头，说要看天意。
这次回京做无行为能力鉴定，是任医生建议的。辉子的情况稳定但无改善，昏迷时间过长，将来涉及医疗决策、财产处理等都需要法律文件。小雪本想让鉴定机构派人来医院，但对方要求必须到指定机构当面评估。她查了日历，离三个月的出院观察期还有25天，但鉴定预约在21日，不得不提前出院。任医生叮嘱路上要小心，还开了些应急药物。小雪默默记下所有注意事项，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车子驶入服务区，小雪停好车，轻轻调整辉子的靠背角度。她拿出保温杯，小心地用勺子喂他喝水。水顺着嘴角流下，她赶紧用纸巾擦掉。这种时候，她总会想起辉子以前的样子——那个爱说爱笑、会突然从背后抱住她的男人。现在他就像个熟睡的孩子，安静得让人心疼。小雪握着他的手，低声说：“老公，我们快到家了。”当然，没有回应。
重新上路后，小雪打开了收音机，调到一个播放老歌的频道。恰巧是辉子最喜欢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他总说这首歌浪漫得掉牙，却每次听到都会跟着哼。小雪的眼眶湿了，她赶忙擦掉眼泪，提醒自己不能分心。导航显示还有一百公里到北京，天空渐渐暗下来，远方的城市灯火依稀可见。这些年，他们在北京打拼，租过地下室，挤过地铁早高峰，终于贷款买了房。辉子总说等攒够钱就带她去旅行，可现在连出门都成了奢望。
进京检查站排起了长队，小雪缓缓挪动车子，不时看看辉子是否安好。警察过来查证件时，她解释了情况，对方同情地点点头，快速放行。这种小小的善意让她温暖了些，但很快又被焦虑淹没。鉴定之后呢？辉子还能醒吗？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这些问题像潮水般涌来，她只能强迫自己专注于眼前——安全到达酒店，明天准时去鉴定中心。
抵达预定的公寓式酒店时已是晚上八点。小雪费力地把辉子扶到轮椅上，推进电梯。房间不大但整洁，她小心翼翼地把他挪到床上，盖好被子。辉子的呼吸依旧平稳，仿佛这一切奔波与他无关。小雪蹲在床边，轻轻梳理他的头发，喃喃道：“今天累了吧，好好睡。”她转身去收拾行李，拿出辉子的病历和证件，整齐地放在桌上。窗外的北京夜景璀璨夺目，但她只觉得一片模糊。
洗完澡后，小雪躺在辉子身边的空位上，侧身看着他。床头灯柔和的光线洒在辉子脸上，她忽然想起求婚那晚，他也是这样安静地睡着，而她在装睡中偷偷幸福。如今同样的安静，却带着完全不同的重量。她伸手关掉灯，在黑暗中握住辉子的手。明天就要面对鉴定了，那将是一纸冰冷的法律文件，定义辉子作为“无行为能力人”的身份。但她心里清楚，无论鉴定结果如何，辉子永远是她生命中有能力爱她的那个人。夜色渐深，小雪在疲惫中缓缓闭眼，梦里或许会有奇迹。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房间。小雪早早醒来，轻手轻脚地给辉子擦洗身体、换上干净衣服。她特意选了件浅蓝色的衬衫，那是辉子最喜欢的一件。镜子前，她仔细帮他把衣领抚平，仿佛要去参加什么重要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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