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的仰城，刚成立的兴南政府总部里，灯火彻夜未熄。楚阳站在巨大的兴南地图前，手指划过曼城、勃城、掸城的广袤土地，这些标注着“待开发荒地”的区域，在他眼中是兴南未来的希望。
“没人，再好的蓝图也是一张废纸。”楚阳对着围坐的内阁成员说，声音因连日操劳有些沙哑，却字字铿锵，“从明天起，启动‘华夏根系’移民计划，每年至少从华国引进180万移民——农民、工匠、教师、医生，只要愿意来，我们就给他们家，给他们希望。”
地图旁摊着内政部连夜拟定的《移民安置细则》，每一条都透着楚阳的决心：
- 土地分配：每人1.5亩耕地，一户至少3亩，三年内免征农业税；
- 住房保障：每户60平方米砖瓦房（过渡期先住竹屋），由政府统一建设；
- 就业安排：有技能者对口安排工作，无技能者由政府组织培训，确保每户至少一人就业；
- 子女教育：移民子女优先入学，小学至初中免费，课本文具由政府发放；
- 医疗保障：移民享受免费基础医疗，疟疾、霍乱等传染病药物全额补贴。
杨金秀看着细则，有些担忧：“楚阳，180万移民，每年的安置成本至少2000万兴南元，还要派军队护航，压力太大了。”
楚阳拿起桌上的一份华国灾情报告——1930年的华国，湘南、赣南等地遭遇大旱，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压力再大，也得扛。”他指着报告，“华国有千万饥民，我们有千万亩荒地，这是双赢。这些移民，会是兴南最坚实的根。”
1930年12月25日，兴南内政部驻华招募处在昆明、贵阳、长沙、广州等地同时挂牌，第一张“兴南移民招募告示”贴满了华国南方的乡镇集市。告示末尾，楚阳亲笔写下的“兴南是家，欢迎回家”八个字，像一束光，照进了无数苦难者的心里。
1931年1月的湘南乡下，寒风卷着尘土，吹得村口老槐树的枯枝呜呜作响。王树根蹲在自家漏风的土坯房里，看着灶台上空空的米缸，眉头拧成了疙瘩。地主昨天又来催租，把租子从五成涨到七成，去年秋收的粮食刚够交租，再过几天，一家人就要饿肚子了。
“他爹，要不……咱去试试？”妻子李桂兰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王小根，声音带着试探。她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告示，是昨天去镇上买盐时从布告栏上揭下来的——“兴南招募移民，分田分房，政府安置”，落款是“兴南内政部驻华招募处”。
王树根接过告示，手指反复摩挲着“分田分房”四个字，心里又惊又疑。活了五十年，他从没听说过“官府给百姓分地”的事，莫不是骗子？可看着米缸里的几粒米，看着儿子冻得发紫的小脸，他咬了咬牙：“死马当活马医，去试试！”
第二天一早，王树根揣着仅有的5个铜板，带着妻子和儿子，踏上了前往长沙招募处的路。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和他们一样的流民，都是冲着“兴南”来的。有做木匠的张师傅，有会织布的刘大姐，还有读过两年私塾的年轻先生陈秀才。
十几天后，他们终于赶到长沙招募处。那是一间宽敞的院子，门口挂着“兴南内政部长沙招募站”的木牌，工作人员穿着整齐的制服，正有条不紊地给流民登记、发号。
“姓名、籍贯、会做什么？”登记的工作人员抬头问王树根，语气平和。
“王树根，湘南衡阳人，会种地，有力气。”他紧张地回答，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工作人员低头在表格上记录，然后递给他们三张红色的“移民资格证”：“拿着这个，去隔壁领衣服和路上的干粮，三天后在城外集合，有车队送你们去云南腾冲，再转车去兴南。”
领物资的时候，王树根又惊又喜——工作人员给了他们每人两套蓝布衣服、一双胶鞋，还有一个装着10斤干粮的布袋。“这……这都是免费的？”他不敢相信地问。
“对，都是政府给的。”工作人员笑着点头，“到了兴南，还有更多好处等着你们。”
1931年2月10日，王树根一家和其他500多名移民一起，坐上了前往彩云的卡车。当卡车驶离长沙城时，他回头望了一眼熟悉的家乡，心里虽有不舍，却更多了几分期待——也许，这一次，真的能活下去，能过好日子。
1931年2月的滇缅公路，正午的太阳毒辣得像烧红的烙铁，路面的尘土被晒得滚烫，车轮碾过，扬起的灰雾呛得人直咳嗽。王树根坐在改装过的军用卡车车厢里，怀里紧紧抱着装着稻种的蓝布包——那是他从老家带来的唯一念想，去年秋收的稻种颗粒饱满，他盼着到了兴南，能把这好种子种在属于自己的地里。
车厢里挤满了移民，每个人都背着沉甸甸的行囊，脸上沾着尘土，却没人抱怨。王小根踮着脚扒着车栏，小脸上满是好奇，一会儿指着路边高大的橡胶林问“爹，那是什么树”，一会儿又盯着远处山间的炊烟发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