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兴南政府在仰城召开“掸邦考古成果发布会”。当方明远展示青铜鼎、解读文字、公布人类学鉴定结果时，全场哗然。“考古证据表明，缅族的祖先，正是三国时期孟获的后裔。公元3世纪，他们因战乱从彩云南迁，与当地的掸族、克伦族等部族融合，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兴南各族群。”方明远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彻底打破了“缅族是本地原住民”的传统认知，为“兴南各族同根同源”的叙事埋下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发布会结束后，楚阳握着方明远的手说：“你挖到的不是文物，是兴南的‘根’。有了这些证据，我们才能让所有人相信，我们是一家人。”（作秀就是要先让自己相信）
掸邦古墓的发现，只是“族群根源实证”的开始。为了让“同根同源”的叙事更完整、更有说服力，楚阳下令考古队在1933-1934年展开“兴南全域考古发掘”，目标是找到从三国到明清时期，华夏先民持续南迁、与本地族群融合的“完整证据链”。
方明远带领考古队，分成三个小组，奔赴仰城、曼城、若开邦等关键区域，展开了一场跨越两年的“寻根之旅”。
仰城近郊的宋代瓷器窑址，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时期的华人南迁轨迹。1933年冬，考古队在仰城以东20公里的伊洛瓦底江畔，发现了一座宋代瓷器窑址。窑址里出土的青花瓷残片，带有明显的德化窑特征——胎质洁白、釉色莹润，上面绘制的“缠枝莲纹”，与德化窑宋代遗址出土的瓷器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窑址中发现的一枚“窑记印章”，刻着“张氏瓷坊”四个字，很多从这里出发，迁往东南亚。
“这座窑址说明，宋代时期，就有人来到兴南，在这里开设瓷坊，与本地族群进行贸易和融合。”方明远说，“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还带来了华夏的文化和血脉。”
曼城古城遗址的元代石碑，记录了汉人随军屯垦的历史。1934年春，考古队在曼城古城墙的地基下，挖出了一块元代石碑。石碑上的文字虽有残缺，但仍能辨认出“元初，世祖忽必烈南征，军队屯垦于此，与本地遗脉共处，垦荒种田，传习汉俗”等字样。
“忽必烈南征时，有大量汉军留在了东南亚，其中一部分就来到了兴南。”方明远解释道，“他们在这里屯垦、生活，与孟获的后裔——也就是当时的缅族先民通婚融合，进一步强化了华夏血脉的传承。”考古队还在石碑附近发现了元代的农具、钱币和汉人墓葬，这些文物都证明，元代时期，华人已在兴南形成了一定的聚居规模，与本地族群和谐共处。
若开邦沿海的明代卫所军印，则佐证了明清时期戍边华人与当地族群的融合。1934年夏，考古队在若开邦沿海的一座明代海防遗址中，发现了一枚铜制的“卫所军印”，印文为“大明永昌卫百户所印”。永昌卫是明代在彩云设立的军事卫所，主要负责戍边和海防。这枚军印的发现，说明明代时期，有大量华人军队驻守在兴南沿海，他们不仅保卫着这片土地，还与当地的若开族、克伦族等族群通婚，将华夏文化和习俗传播到了沿海地区。
“从三国的孟获后裔南迁，到宋代的华人瓷商、元代的屯垦汉军、明代的戍边士兵，我们找到了一条完整的‘华夏先民南迁链’。”1934年底，方明远在《兴南考古学报》上发表论文，总结全域考古成果，“这些证据共同证明，兴南各族群，无论是缅族、掸族、克伦族，还是移民群体，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华夏先民，我们都是华人遗民的分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
这些考古发现，被编成了一本厚厚的《兴南考古实证集》，分发给政府官员、学校教师、文化学者，成为“三维认同工程”最核心的“理论依据”。当人们看到青铜鼎上的铭文、瓷器上的花纹、石碑上的文字时，原本模糊的“族群根源”变得清晰起来——原来，大家真的是“同根同源”。
1934年，当考古队的“族群根源实证”逐渐丰富时，楚阳意识到，要让“同根同源”的理念深入人心，必须从教育入手——通过教材，将新的历史叙事植入每个孩子的脑海，让他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
随后，兴南教育部启动“新历史教材体系”编撰工作，彻底替换殖民时期留下的“缅甸原住民史”教材。殖民时期的教材，将缅族描述为“东南亚原住民”，将华人移民描述为“外来者”，刻意割裂各族群的联系；而新教材的核心，就是贯穿“华人遗脉”主线，将所有族群的历史，统一纳入“华夏文明南迁与融合”的框架中。
小学教材《兴南童蒙读本》，是“历史叙事启蒙”的第一站。这本教材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了两个核心故事：“孟获后裔南迁”和“汉人拓荒南洋”。在“孟获后裔南迁”的章节里，配有彩色插图——孟获带领族人，背着行囊，从彩云的大山出发，历经艰辛，最终抵达兴南的土地；在“汉人拓荒南洋”的章节里，插图展现了宋代华人瓷商、元代屯垦汉军、明代戍边士兵在兴南生活、劳作的场景。教材的最后一页，是一幅“各族共祭龙旗古墓”的插图——缅族、掸族、克伦族、华人移民的孩子，手拉手站在古墓前，共同祭拜“华夏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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