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冬，仰城的中央大市场，空气中弥漫着香料、咸鱼与焦灼的气息。菜贩阿坤蹲在摊位后，手里攥着三张不同的纸币——一张英镑、一张法郎，还有一枚磨得发亮的大洋，眉头拧成了疙瘩。
“掌柜的，这袋米到底要多少？”穿粗布短褂的农户李老三凑上前，手里捏着几枚边缘残缺的鹰洋，额头上沁着汗。半个时辰前，他问价时阿坤说“大洋一块二”，可等他从怀里摸出鹰洋，阿坤却摇头：“方才戴英银行的人来说，鹰洋兑大洋贬了，得加两枚才够。”
李老三急了：“凭啥？我走了二十里地，就这几枚钱！”
周围的商户纷纷附和，杂货铺老板指着柜台后的木牌叹气：“你们看，我这牌子一上午换了三次价——英镑、美金、法郎，还有本地的私铸钱，谁都说了算，就咱们老百姓说了不算。”木牌上用粉笔写着“煤油：每斤英镑0.015/美金0.05/大洋0.12”，字迹潦草，还划着几道重重的横线。
这便是新生的兴南国最真实的民生图景。1930年7月，当兴南国国旗取代戴英米字旗飘扬在政府上空时，殖民统治留下的“货币殖民”毒瘤，正悄然吞噬着这个年轻国家的根基。央行筹备组的统计报表上，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让所有人沉默：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多达13种，从英镑、美金、法郎等外国货币，到大洋、鹰洋、铜钱，甚至还有地方豪强私铸的“土钱”。汇率完全由盘踞在仰城的戴英汇丰银行、美洲花旗银行操控，每日波动幅度最高达15%——上午能买十斤米的钱，下午可能就只剩八斤。
更致命的是，外国银行还暗中操纵汇率，每当兴南商户要进行跨区域贸易，兑换货币时就要被剥去10%-15%的利润。南部种植园主陈敬之曾向筹备组哭诉：“我运一船橡胶去港口，光兑换货币就亏了两千英镑，这生意没法做！”
“货币无主，等于国家无主。”在政府的紧急会议上，楚阳将统计报表重重拍在桌上，目光扫过在座的官员，“戴英人走了，但他们把我们的经济命脉绑在了外国货币上。要让兴南国站稳脚跟，第一步就得铸自己的钱，让老百姓手里的钱，真正说了算！”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财政部长杨正财攥着手里的国库清单，声音发涩：“主任，咱们接管的戴英国库，只有80吨黄金、300万英镑和5000万美元。按国际金价35美元/盎司算，全部资产只能支撑发行2亿美元的货币，可全国流通至少需要10亿美元——这 差距太大了。”
楚阳手指敲击着桌面，沉吟片刻，突然抬头：“缺口再大，也得补上。我有三个计划，你们听好——第一，我楚家在果城楚氏庄园里还有些黄金，全数移存到中央银行的金库；咱们其他人的也可以一起移存。第二，发掘咱们兴南人自己的宝藏；第三，整顿那些偏离教义的寺庙，让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这三块‘压舱石’，缺一不可。”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楚阳在果城楚氏庄园的地下有秘密仓库还存有黄金，从未对外人透露过。而楚阳口中的“宝藏地址”，更是无人知晓的秘密。
1930年11月的一个深夜，果城的楚氏庄园笼罩在浓雾中。庄园楚阳书房深处，三道厚重的铁门被依次打开，露出一条通往地下的石阶。楚阳手里举着马灯，率先走下石阶，身后跟着央行行长周明远和十名荷枪实弹的卫兵。
地下三层的仓库里，灯火通明。数十个樟木箱子整齐排列，打开箱子的瞬间，周明远倒吸一口冷气——箱子里堆满了金砖，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金砖上刻着古老的花纹。
“清点数量。”楚阳语气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卫兵们小心翼翼地搬运金砖，用天平逐一称重。两天后，统计结果出来了：“主任，共计612吨，纯度99.2%，无一掺假。”
周明远激动得声音发颤：“主任，有了这批黄金，咱们的货币发行就有底气了！”
一支由2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驶出楚氏庄园，每辆卡车都由卫兵护送，车厢上覆盖着帆布，帆布下是用稻草包裹的金砖。车队昼夜兼程，沿着崎岖的公路向仰城驶去。沿途的百姓不知道车厢里装的是什么，只看到车队戒备森严，猜想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七天后，车队抵达兴南国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当最后一块金砖被搬进金库时，周明远在账本上写下：“1931年11月15日，接收神庙黄金612吨，央行黄金储备合计692吨。”
消息传出，兴南国震动。戴英汇丰银行的行长乔治·威尔逊在办公室里踱步，脸色阴沉：“楚阳居然有这么多黄金？这不可能！”他立刻让人去查楚氏家族的背景，却只查到楚家是从金陵搬迁到镇南的，从未有人知道他们藏有如此巨额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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