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的仰城，一场连绵的冬雨将整座城市浸得冰凉。军委会办公楼的三层会议室里，壁炉中松木燃烧的噼啪声，成了唯一能打破沉寂的动静。特级上将楚阳站在巨大的亚太地图前，指尖悬在标注着“金陵”的位置，久久没有落下。地图上，代表日军的红色箭头已从华北、华东两路南下，在金陵周边形成合围，而兴南国防军派驻华国的轮战部队——新编第二十八军的伤亡电报，正躺在桌角的文件夹里，墨迹未干。
“主任，楚强总参谋长到了。”侍卫长楚卫的声音轻得像窗外的雨丝，却还是让楚阳紧绷的肩膀微微一动。
推门而入的楚强，身上还带着华国战场的硝烟味。这位刚从金陵前线撤回的总参谋长，往日里挺拔的腰杆此刻有些佝偻，眼眶通红，军装袖口还沾着几块暗红色的污渍——那是金陵城内百姓的血，也是兴南士兵的血。“主任，金陵…。”楚强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日军进城后，见人就杀，商铺被烧，妇孺被掳，新编二十八军的一个营为了掩护百姓撤退，全打光了，最后一个兵拉响了炸药包，和日军的坦克同归于尽……”
楚阳转过身，将一杯冒着热气的普洱茶递到楚强手中。茶是云南普洱，是楚阳特意让侍卫泡的，醇厚的茶汤能稍稍压下心中的郁气。“我知道。”楚阳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但我们不能只盯着金陵的血，要从这血里看清日军的野心，更要为将来铺路。”他走到地图前，手指从金陵一路向南，划过南海，最终落在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的区域，“日军占金陵，是为了全面控制华国；而华国缺橡胶、缺石油、缺锡矿，这些东西，南洋遍地都是。你觉得，日军会放过这块肥肉吗？”
楚强捧着茶杯，指尖微微颤抖。他跟着楚阳多年，自然明白其中的关节——兴南地处中南半岛，与南洋隔海相望，一旦日军占领南洋，兴南就会陷入日军的包围，到时候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主任的意思是，我们要提前在南洋布局？”
“不仅要布局，还要联合南洋的华人同胞。”楚阳点头，目光变得锐利，“南洋三百万华人，是我们的血脉兄弟，也是守护南洋的潜在力量。但他们现在分散在各个殖民地，没有组织，没有武装，就像一盘散沙。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把这盘散沙聚成顽石。”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再次推开，统调局局长杨金秀快步走进来，手里捏着一份加密电报，脸上带着几分急切：“主任，南洋有贵客到了。”他将电报递到楚阳面前，“新加坡华人商会领袖陈嘉，带着两名贴身随从，乘坐荷兰货轮‘阿姆斯特丹号’从仰光港秘密入境，现在已经到了城外的‘兴南客栈’，说有要事求见，还带了一份南洋华人社团的联名信。”
楚阳眼中闪过一丝精光。陈嘉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这位出身福建南安的南洋商人，靠着橡胶贸易和航运起家，如今掌控着马来亚半数的橡胶出口、荷属东印度三分之一的锡矿运输，更在新加坡、槟城、泗水等地的华人社团中威望极高——可以说，陈嘉的一句话，能调动南洋华人的半数资源。“来得正好。”楚阳当即拍板，“楚强，你先去休整。杨金秀，你去安排一下，让陈嘉先生到后花园的‘听雨亭’见我，沿途的侍卫换成统调局的人，对外就说我在亭中处理公务，任何人不得靠近。”
杨金秀点头应下，转身离去。楚强看着楚阳，欲言又止——他知道陈嘉此行必然是为了求援，但兴南如今的兵力和资源也有限，既要支援华国战场，又要兼顾本土防御，再分兵南洋，会不会太过冒险？
似乎看穿了楚强的顾虑，楚阳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我们不会直接派兵，而是用‘隐秘支援’的方式。南洋的事，最终还要靠南洋华人自己。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们递上武器，教他们怎么打仗，帮他们建立组织。等将来日军南下，他们就是插在日军背后的一把刀。”
当天下午，仰城军委会后花园的“听雨亭”里，冬雨依旧淅淅沥沥。亭子四周种着几株芭蕉，雨水打在宽大的叶片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倒给这隐秘的会晤添了几分掩护。楚阳穿着一身深灰色的常服，坐在石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刚泡好的普洱茶。他没有让侍卫在亭中伺候，只有杨金秀在亭外五十米处的假山上放哨——这种级别的密谈，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风险。
没过多久，一个穿着黑色羊毛大衣、戴着礼帽的中年男人，在杨金秀的引导下走进了亭子。男人身材中等，面容儒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提着一个棕色的皮箱，正是陈嘉。他刚走进亭子，就摘下礼帽，对着楚阳微微躬身：“楚主任。”
楚阳起身，伸手示意陈嘉坐下：“陈先生一路辛苦，先喝杯茶暖暖身子。”
陈嘉道谢后坐下，将皮箱放在脚边，目光不自觉地扫过亭外的芭蕉林——他常年在南洋经商，见惯了欧美殖民者的傲慢，也经历过日军的欺压，深知在乱世中，没有实力的“友谊”都是镜花水月。这次来兴南，他既是为南洋华人求援，也是为了试探兴南的真正实力——毕竟，兴南立国不过十余年，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并不算强，很多南洋华人甚至不知道中南半岛还有这么一个华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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