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沥岛”的石英砂经过反复水选、淘洗，总算得到了一批颜色灰白、含泥铁杂质较少、勉强符合试验要求的原料。堆放在物料间角落的麻袋里，沉默地等待着下一个关键伙伴——助熔剂。
云湛站在简易的实验台前，台上摆放着几个陶罐，里面是不同来源的灰白色粉末：有精炼过的、取自糖坊灶膛的杉木、松木草木灰；有特意从海边盐碱滩涂收集来的、耐盐碱植物（如碱蓬、盐蒿）烧制的草木灰；还有一小包花了大价钱、通过林家渠道从北地商队手中换来的、被称为“石碱”或“口碱”的天然碱块研磨成的粉。后者颜色黄褐，杂质颇多，且价格昂贵，数量稀少，绝非长久之计。
玻璃配方在他脑海中清晰无比：SiO?（石英砂） + Na?CO?（碳酸钠，纯碱） + CaCO?（石灰石） → 钠钙玻璃。碳酸钠的作用至关重要，它能将二氧化硅的熔化温度从1700℃以上降低到1300℃左右，使其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成为可能。同时，它也是玻璃形成网络结构的重要修饰剂。
问题在于，在这个时代的岭南，稳定获取足量、相对纯净的碳酸钠，近乎无解。
天然碱矿多分布于北方干旱地区，岭南湿热，并无此资源。市面上流通的“石碱”多从西北或北方运来，量少价高，且品质参差不齐，常混杂泥土、盐分及其他矿物。
另一个可能的来源，就是草木灰。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K?CO?），同样可以作为助熔剂，但钾玻璃的性质与钠玻璃有所不同，比如熔点、粘度、热膨胀系数等，对于缺乏经验、一切从零开始的云湛来说，引入钾元素会增加配方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不同植物、不同部位、不同燃烧条件下得到的草木灰成分差异巨大，钾含量不稳定，还含有大量其他杂质（如未燃尽的碳粒、硅酸盐、磷酸盐等）。
“先生，这些灰……真的能代替那‘纯碱’？”赵德柱看着桌上那些灰扑扑的粉末，一脸怀疑。他负责收集这些草木灰，知道过程繁琐——指定植物、单独焚烧、仔细筛取、反复水溶过滤、再熬煮结晶（试图提纯），得到的仍是带着颜色的粉末，与云湛描述中那“洁白如雪”的纯碱相去甚远。
云湛没有直接回答，他用小铜勺从每个罐中取出等量粉末，分别与等量初步提纯的石英砂、研磨好的石灰石粉混合，装入几个小小的、耐火的陶坩埚中。这是最基础的熔融测试，用小型炭炉加热，观察不同“助熔剂”下，混合物软化、熔融的情况及产物色泽。
炭火在特制的小泥炉中静静燃烧，坩埚被埋入炽热的炭中。时间一点点过去。
最先有反应的是那罐用高价“石碱”的混合物。一段时间后，坩埚内隐约可见混合物开始软化、粘连，最终形成一小团粘稠的、带有大量气泡和杂质的、黄绿色的玻璃状物质。颜色深浊，但至少证明，这种天然碱（主要含碳酸钠，可能还有碳酸氢钠等）确实有助熔效果，只是杂质太多。
其次是海边碱蓬草灰的混合物。软化速度稍慢，最终形成的也是一小团粘稠物，颜色更深，近乎墨绿，气泡更多，且冷却后质地似乎更脆。
普通杉木松木灰的混合物，反应最不明显，只有表面微微烧结，内部仍是颗粒状。
云湛用铁钳夹出冷却后的“玻璃”小块，仔细端详、敲击。结果令人沮丧。“石碱”产物虽能熔，但杂质多，颜色差；碱蓬草灰产物更糟；普通草木灰几乎无效。
“碱蓬草生长于盐碱地，其灰中钠、钾含量可能都较高，但杂质同样惊人。”云湛放下碎片，眉头紧锁，“现有草木灰提纯之法，仅靠水溶、过滤、熬煮，无法有效分离钾、钠及其他杂质。得到的‘碱’成分复杂，且含量不稳。”
他走到墙边一块事先准备好的木板前，上面用炭笔画着一些只有他自己能完全看懂的符号和流程草图。其中一条线上写着“路布兰法”、“索尔维法（氨碱法）”，后面都打了叉。这些近现代的工业制碱法，需要完整的化工体系支撑，现阶段纯属天方夜谭。另一条线写着“天然碱矿→提纯”，也因资源匮乏打了问号。再一条线便是“草木灰→提纯→钾碱/混合碱”，目前看来困难重重。
难道就被卡在这“纯碱”之上了吗？云湛不甘心。他回忆起一些零散的知识：中国早期也曾用土法制碱，比如利用硝土与草木灰反应制取硝酸钾时，也会得到副产物……或者，某些海草、海藻烧灰是否含碱量更高？
“德柱，”云湛转身吩咐，“派人去沿海渔村，收购他们平日烧火用的海草灰，特别是那种被称为‘大叶藻’、‘海带’（如果有的话）烧的灰，越多越好。另外，打听一下，本地可有‘硝土’？就是墙角屋后那种白色、泛咸味的浮土。”
海草生长于海中，吸收了海水中的钠、钾、碘等多种元素，其灰分或许有不同特性。而硝土（主要含硝酸钾、硝酸钠等）与草木灰（含碳酸钾）混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复分解反应，生成碳酸钾或碳酸钠（取决于硝土和草木灰的具体成分），同时得到硝酸钾（可作为副产品，或许另有用途）。这是一个古老的、效率低下的土法，但或许能提供一种思路，或者得到稍纯些的钾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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