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兔乘坐的那趟绿皮火车吭哧吭哧地驶离站台，喷出的浓重黑烟渐渐被凛冽的寒风撕扯、消散，最终融入铅灰色的天空，了无痕迹。站台上的人流很快散去，只留下空荡冰冷的月台，像一条僵死的蛇。
阮晴晴站在出租屋那扇薄薄的木门后面，侧耳倾听着。楼道里沉重的脚步声由近及远，最终消失在楼梯拐角。她屏住的呼吸这才猛地松开，胸膛剧烈起伏了几下。脸上那份怯懦的、仿佛随时会破碎的脆弱神情，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骤然抹去。刚才还盛满泪水的眼睛迅速干涸，只剩下一种空洞的疲惫和冰凉的漠然。
她走到窗前，撩起那洗得发白、边缘磨损的旧窗帘一角。视线穿过蒙着灰尘和冰花的玻璃，投向楼下。没过多久，她看到那个穿着深蓝涤卡外套的熟悉身影，背着小小的包袱，脚步带着一种被什么东西牵扯着的滞重，一步步走出破败的筒子楼，最终消失在白茫茫的街道拐角。
他走了。
阮晴晴放下窗帘，屋子里瞬间恢复了那种熟悉的、令人窒息的昏暗和冰冷。她慢慢地转过身，目光扫过这间狭窄、简陋却曾让她短暂感到一丝“安稳”的小屋——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那张油漆剥落的小方桌，窗台上那几盆在寒冷中蔫头耷脑的蒜苗。她的视线最终落在墙角，那把李守兔临走前特意挪到显眼位置的劈柴旧斧头，斧刃在昏暗中反射着一点微弱的、冰冷的光。
一丝极淡的、几乎无法捕捉的波澜在她眼底深处掠过，快得像幻觉。随即，她的神情彻底沉静下来，只剩下一种近乎麻木的漠然。
她没有丝毫耽搁。快步走到那个属于她的、同样破旧的柳条箱前，打开。箱子里东西不多，几件同样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下面，藏着一个用油纸仔细包裹好的小包。她飞快地解开油纸包，里面赫然是一套簇新的、与这小屋和她平日气质格格不入的衣物——一件质地尚可、颜色艳丽的桃红色高领毛衣，一条紧绷绷包裹腿型的黑色健美裤。还有一管廉价的口红和一小盒劣质的粉饼。
阮晴晴的手指触碰到那冰凉的化妆品外壳时，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随即，她开始动作。脱掉身上那件灰扑扑、臃肿的旧棉袄，换上紧绷的桃红毛衣和黑色健美裤。毛衣鲜亮的颜色衬得她年轻的脸庞有了一种突兀的、带着风尘气的艳丽。她走到窗台边，就着玻璃上模糊的倒影，用那管廉价口红笨拙地涂抹着有些干裂的嘴唇。鲜红的颜色立刻让她整个人的感觉都变了，先前那种怯生生的、如同惊弓之鸟般的温顺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刻意为之的俗艳和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感。她又打开粉饼盒，胡乱往脸上扑了些白粉，试图盖住眼下因长期营养不良和睡眠不好留下的淡淡青影。
做完这一切，她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小屋，目光在那把斧头上停留了不到半秒，然后决然地拉开门，走了出去。她没有锁门，只是把门虚掩着。楼道里冷风灌入，吹得门板轻轻晃动。
她需要尽快赶到约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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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另一端，远离破败的工厂区和拥挤的工人新村，矗立着几栋崭新的、贴着白色瓷砖的楼房。这里，是这个北方小城新开发的区域，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体面。其中一栋楼的三层，一套两居室的房门紧闭着。
房间里暖气烧得很足，与外面刺骨的寒冷隔绝成两个世界。郝木峰，三花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专门赶到这里。此刻正陷在客厅一张厚实的、铺着人造革垫子的单人沙发里。他穿着质地精良的深灰色羊毛开衫，里面是熨帖的白色衬衣领子，手指间夹着一支燃烧的香烟，眉头习惯性地微蹙着，带着一种身处权力位置者特有的、仿佛时刻在思考重要问题的严肃神情。电视里正播放着地方台的春节晚会预热节目，锣鼓喧天，喜气洋洋，主持人用夸张的语调渲染着节日气氛。但郝木峰的目光并没有聚焦在闪烁的屏幕上，而是穿透了那层喧闹，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他偶尔吸一口烟，动作带着一种刻意的从容，但烟灰缸里堆积的烟蒂却暴露了内心的烦躁。
门锁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很轻。郝木峰没有动，只是眼睛朝门口瞥了一下。
阮晴晴闪身进来，迅速反手关上门，隔绝了楼道里的寒气。她换下的旧棉袄抱在怀里，身上那套崭新的、颜色刺目的桃红毛衣和紧绷的黑色健美裤，让她与这个装修尚可、透着体制内人员审慎体面的空间显得格格不入。脸上刻意涂抹的廉价脂粉，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得更加粗糙和突兀，像是戴上了一张劣质的面具。
郝木峰的目光在她身上扫过，那审视的眼神让人看不懂，带着毫不掩饰的评估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嫌恶。他没有起身，也没有说话，只是用夹着烟的手指，随意地朝旁边一张硬木椅子点了点。
阮晴晴顺从地走过去，把怀里的旧棉袄放在椅子旁边，然后坐下。她坐得很直，双手规矩地放在膝盖上，微微低着头，像等待训话的学生。房间里只剩下电视里虚假的欢闹声和郝木峰偶尔吸烟时发出的轻微气流声。暖气很足，但她却觉得一股寒意从脊椎骨慢慢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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