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乾隆朝，监察体系的实际效能大幅下降。
在甘肃冒赈案中，全省上下官员协同作弊，历时数年竟无一人举报，最终靠皇帝本人察觉。
这种现象源于乾隆帝不信任监察官员，而是通过奏折制度让官员互相监督。
但随着奏折制度常规化，“密”折色彩褪去，奏折反而助长了官官相护。
乾隆帝往往绕过常规监察渠道，直接派钦差大臣查处大案要案。
这种个人化的监督方式虽然能在短期内收效，却破坏了制度的稳定性，使得反腐成效完全依赖于皇帝个人的精明与勤政。
随着乾隆晚年精力不济，吏治便急转直下。
乾隆朝中国人口迎来爆炸性增长，从清初的不足1亿增加到乾隆末年的3亿左右。
这种人口增长既是“康乾盛世”的成果，也带来了巨大的治理挑战。
在传统农业经济模式下，人口激增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社会流动性加大，给社会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尽管清政府通过垦荒、推广高产作物等方式应对，但制度创新却未能跟上社会结构变化的步伐。
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加剧，流民增多，秘密宗教结社活跃，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更大的社会动荡。
乾隆帝的南巡和各类庆典，虽然展现了盛世的气象，却也耗费了大量资源，加重了民众负担。
如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八十大寿，庆典经费高达114万余两白银，其中62%来自地方官报效。
回望乾隆朝统治，其隐患在当时的重要性评估需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下。
贪污腐败虽系统性存在，但在财政制度尚能运转、白银持续流入的背景下，其破坏性尚未完全显现；闭关政策虽有其局限性，但在当时仍能维持相对有利的贸易地位；文化控制虽遏制思想活力，但大规模的文化整理工程也有其历史贡献。
真正的核心隐患在于制度僵化与创新能力衰退。
乾隆朝发展出的诸多制度，如奏折制度、密折制度等，初衷都是为了加强皇权、提升治理效率。
然而，这些制度最终多沦为形式，甚至产生反效果。
当西方正经历工业革命和政治变革时，大清帝国却在盛世光环下逐渐丧失了制度创新的能力与动力。
乾隆朝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表层的社会矛盾或个别政策的得失，而在于面对全球性大变局时，整个统治体系表现出的适应性障碍。
这种障碍在乾隆朝可能尚属潜在隐患，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演变为清王朝的系统性危机。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乾隆朝最大的成就。
政治统一、疆域巩固、经济繁荣、文化集成。
与其最深的隐患，实为同一制度体系的一体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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